发布的第一批消息称，骚乱是“觉悟不高的青年人在民族主义分子的挑唆下”组织的。报纸连珠炮似的射出了一颗颗炮弹：“黑社会、被收买的三K党分子、地下民族主义组织……”首次出现了一个新词儿——“反改革势力”。最后，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内中有几段谈到了“哈萨克民族主义”。

    阿拉木图事件证明，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会使双方受到伤害——不论哪一方，也不论使用这一武器是否出于美好的愿望。我有时甚至觉得，中央关于哈萨克斯坦事件性质的错误结论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挑拨作用。这再明显不过地证明，借助错误结论也能激怒群众，促使他们走上街头，从而收到某种政治效果。

    当然，这在共和国引起了起初是没有声息的、而后便是公开的负面的反应。3年以后，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第十五次会议一致谴责苏共中央决议没有客观地、合乎原则地评价十二月事件，却把它称之为“哈萨克民族主义的表现”。在共和国党中央例行全会上通过的声明说：“应该完全肯定地指出，青年人走上广场，目的不是反对其他民族。”

    阿拉木图12月事件——这是国内年轻民主的稚嫩幼芽同当时依然遵循陈规旧矩和老标准解决政治问题的那套制度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冲突。公开性的宣布，人们接受它并实际运用它的决心，同旧思维以及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习惯之间的矛盾这时便初步公开显露出来。

    在高调宣布“公开性”和“改革”的同时，倡导“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考虑过渡阶段的复杂性。然而社会生活的这两个内容却同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制度发生了冲突。戈尔巴乔夫固有的易冲动性和解决问题的浮躁和肤浅，成为80年代后期发生这些事件和许多其他事件的原因。

    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事实上是对“改革”的第一次考试，遗憾的是“改革”没有及格。更糟的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没有汲取内中深刻的教训。他们在彼时彼地看到的所谓民族主义表现，其实并不存在。而真正民族主义复活的危险和利用反社会主义、反苏维埃、反改革势力来消灭党、国家和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危险，他们却并没有看清楚。

    此后不久，我们便会遇到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