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的“副总统”一职被台湾当局罢免后，他做起了“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寓公，生活渐渐平淡下来。除了星期天儿孙们来看望时享受天伦之乐外，平日只能靠读书看报打发日子。因为语言不通，他不能融入美国社会。1956年以后，他从纽约搬到新泽西的一所很简易的房子去住。这时他已雇不起厨师、管家，也招待不起客人住了。儿孙们也不大经常来看他了，客人越来越少，没有什么人和他开心地交谈，他只好在读书看报中度过漫长而寂寞的日子。这种生活对于习惯了繁忙的政治、军事生活的李宗仁来说，自然感到百无聊赖和难耐的孤独。

    李宗仁自嘲自己在美国一直过着“厅长生涯”（厅即客厅）。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再加上经济上并不宽裕，语言又有障碍，因此，李宗仁每天出入小楼内外，除了搓麻将打牌，就是泡在客厅里看些华文报纸。195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一些大学兴起了一股口述史学热。哥伦比亚大学派唐德刚博士负责《李宗仁回忆录》的采编与撰写工作。从1958年以后的五六年间，唐博士经常到李家访谈，与李商讨相关细节，这也多少排遣了李宗仁的寂寞时光。当回忆录脱稿后，李宗仁就又多了一项打发日子的“工作”——阅读自己的回忆录。

    寓居美国的李宗仁每天都在关注着大洋彼岸的中国的变化。报纸报道大陆的建设，尤其是广西的矿山的开发，使其感叹“共产党真了不起”。新中国的几件大事也使他感到振奋：其一，中国人民志愿军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以南，显示了中国军队的威力；其二，中印边界反击战中，把入侵者赶出边界，将所俘人、枪退给印度；其三，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他说，我们统治中国多年，连一部像样的自行车都造不出来，我们不得不服输。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20多个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4月23日，在8个国家的代表团总联席会议上，周恩来发表了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声明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

    李宗仁在报上看到周恩来的声明，深感兴奋。他认为，周恩来的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凡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并为促其实现而共同努力。同年8月，李宗仁在美国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一文，表达了一个炎黄子孙渴望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心愿。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和成就之速，实为史无前例。我国百余年来战乱频仍，民穷财尽。今日幸得有此和平建设的机会，这是国家从贫穷落后迈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转折。”他指出，蒋介石在台湾侈谈“反攻复国”实为不切实际的滥调，认为台湾问题的正确解决只有两条路可循：一是国共和谈自行解决，二是美国撤走第七舰队，保证台湾地区实行非军事化。在建议中他还表示，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葆和平，别无他求。

    这个《建议》引起的反响是强烈的。台湾骂他“为共匪张目”，香港有人说他“年岁高而糊涂了”。而周恩来看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自1949年以来，李宗仁在政治立场上的首次重大转变。

    1962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维护领土完整，对印度的挑衅进行了自卫反击。

    帝国主义颠倒黑白，借此进行猖狂的反华活动。针对当时的时局，李宗仁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一文，指出：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赫鲁派兵入侵中国边境又拒绝与中国谈判划界，其动机无非是想利用边界问题解决内部困难和想利用中印冲突来争取美援。

    美国朝野抨击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这样对美国毫无裨益，徒伤中国人的感情，宜三思之。

    1963年夏，李宗仁在接受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采访时坦言：“我不是共产党，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她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