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年跟随陈诚作私人医师的沈彦大夫，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将这个结果带到陈诚官邸。谭祥在惊恐之后，理智地要求沈彦，暂时不要把真实的病情告诉陈诚。

    他们只对陈诚说，他患了一种不太严重的肝硬化症。

    为了治疗的方便，在建立了家庭诊疗病房和医师诊疗小组之后，陈诚即由楼上的卧室搬到楼下来住。谭祥除料理家务外，主要的精力都用来陪护丈夫。她陪陈诚谈笑，照顾他的饮食，用妻子的温情，来减轻丈夫的痛苦。晚上，陈诚不休息，她不离开病榻。大多是在陈诚的再三催促下，她才依依不舍地回房休息。

    每天上午9点，夫人必定准时出现在丈夫的病榻边。大家都熟悉了这种生活的习惯。稍有迟到的谭祥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便会莞尔一笑，说：“我等你很久了。”

    当一切的迹象显示出陈诚的生命已经临近终点的时候，陈夫人再也不肯离开他半步。她不肯睡觉，不肯吃，放了一张半躺半坐的椅子，守在丈夫的病榻旁，目不交睫地注视着丈夫，惟恐丈夫突然弃她而去。

    陈诚临终前，宋美龄前来探望。她劝谭祥暂时回卧室去休息一会。陈夫人不好不听蒋夫人的话，这才被半拖、半劝地送到楼上。宋美龄并吩咐医生为谭祥注射些镇静药，让她睡一会。谭祥哭泣着哀求道：“陈先生要过去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叫我！”

    她没有睡多久，就被护士急促的脚步声惊醒。她被搀扶着下楼，来和共同生活了三十四年的丈夫诀别。当陈诚最后停止呼吸的时候，谭祥抚尸痛哭，口中连呼：“修辞，你为什么不带我一起走……”她在献给丈夫的挽联上写道：“伤心成独活，哪堪白首不同归。”

    在陈诚重病期间，他们夫妻间的恩爱与深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谭祥是家里的贤妻良母。她主持家务，教育孩子，除去礼仪上规定的活动外，她并不过问丈夫的公务。但也有一次例外。抗战期间，陈诚在恩施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他下了一道命令：全省文武僚属，一律不准坐轿子。命令公布后，一位厅长患痔疮，又有脚气病，无法走路上班，但又不敢违抗命令，只好痛苦地坚持步行。几天后，厅长的太太不忍心，求见了陈夫人，请求陈诚能准许她的丈夫坐一段时间轿子。谭祥的心被说动了，她为这位厅长说了情。据说这是仅有的一次。

    陈诚与谭祥共生有二女四子。他们的孩子都出生在抗战胜利以前。其出生的次序为：长女幸，次女平，长子履安，次子履庆，三子履碚，四子履洁。

    陈诚用自己固有的道德观来教育子女。他要求自己的孩子勤劳、节俭、守纪律。

    陈诚的小儿子履洁在上台北女师附小时，常常一个人最先到教室，把所有的课桌抹干净。孩子的耳朵里常响起父亲的话：“辛劳的工作一定要争着做，不要推诿，不要偷懒。”

    陈诚从来不用小汽车送孩子上学。他对孩子们说：“司机是公家雇的，你们上课是私人的事，不能用公家的车。”履碚、履洁上小学时，都是乘公共汽车，赶不上公共汽车就步行。一位记者报道了陈诚教育孩子不应乘坐轿车的故事：1949年1月陈诚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此时他有两个孩子在台北女子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每天都是走路上学。有一次下大雨，孩子跑到学校，弄得满身泥水。顽皮的同学们就逗他说：“你看，有些当厅长、当经理的孩子都坐小汽车上学，你爸爸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不给你坐汽车上学呢？赶快回家向你爸爸要汽车坐。”孩子天真得很，回家以后，马上就向爸爸提出这个要求。陈诚听了以后很好笑，就问他的孩子道：“你们有脚没有？”孩子答：“有两只脚。”又问：“脚是干什么的？”孩子答：“走路的。”于是陈诚就笑着对他的孩子说：“我坐小汽车就因为在替国家办事，是国家给我的一种待遇，你们没有替国家办事，怎能享受这种待遇呢？小的时候学着吃苦耐劳，长大了能替国家做事，是吗？”孩子听了这番话，点了头走了，以后再也不要小汽车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