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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帝国 作者:詹•格•巴拉德 2007-05-19 06:41
①原名《巴格达窃贼》,当年在上海放映时译名为《月宫宝盒》。真是天赐良机,星期日下午是维拉休息的日子,她要去虹口犹太区看望她的父母。这个凡事都提不起兴趣的姑娘自己也不过是个孩子,平常总是到处跟着吉姆转,好像一条守护狗似的。一等到杨开车把他送回家——他的父母要留在洛克伍德家吃晚饭——他就可以在空房子里独自无拘无束地到处逛了,这是他最高兴的事。九个中国佣仆仍在那里,但是在吉姆的心目中,和在别的英国孩子的心目中一样,他们仿佛家具一般,是漠然无动于衷、什么都不闻不问的。他要粘好轻木片做的飞机模型,写完他在学校练习本上写的《怎样打合约桥牌》手册的又一章。他在他母亲的桥牌桌边听了好几年,一直要想从“一张红方块”、“派司”、“三张红心”、“三张非王牌”、“加倍”、“再加倍”的叫牌中找出什么逻辑来,因此说服了她教他打牌规则,甚至掌握了叫牌暗语,这种秘密暗语一直使他入迷。他靠桥牌专家克尔伯逊的一本入门指南的帮助,就要开始着手最难的一章,心灵叫牌——这么多的事,他都要靠自己一个人去做。
不过,要是工作太累,他就会骑自行车到法租界转一圈,身上带着气枪,以防万一碰上福煦路团伙那帮十二岁法国孩子。回家时正好赶上XMHA(华美)电台的长篇连播“闪电戈登”的节目,接着是唱片点播节目,他和他的朋友们都用最新的化名如“蝙蝠人”、“布克•罗杰斯”和(吉姆的)“王牌”打电话去点播,他很喜欢听播音员念他的化名,尽管听到时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①
①Flash Goardon (即“超人”)等都是当时流行的连环画和相应改编的广播节目中的英雄人物,少年读者和听众崇拜的偶像。他把脱下的法衣扔给阿妈,换上晚会服装时,却发现这一切都受到了威胁。维拉的脑袋给战争谣言弄糊涂了,竟决定不去看望她的父母了。“你去参加晚会,吉姆斯,”维拉在给他系扣子时告诉他,“我可以打电话给我父母,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们。”“可是,维拉——他们想见你呀。我知道他们想见你。你得为他们想一想,维拉……”吉姆没有办法,不敢说什么抱怨的话。因为他的母亲告诉过他要好好对待维拉,不要像以前捉弄别的保姆那样捉弄她。这个情绪阴郁的白俄姑娘在他出麻疹快好时曾吓过他,对他说她在安和寺路的房子里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对他们的行为提出警告。不久以后,吉姆使他的同学们大吃一惊,因为他宣布自己是个无神论者。相比之下,维拉•弗兰克尔是个安静的姑娘,她从来不笑,对吉姆和他的父母的一切事情都感到陌生,像上海这地方一样陌生,这个充满暴力和敌意的城市远离克拉科夫有如天地之隔。她和她的父母是乘最后几艘船中的一艘船从希特勒征服下的欧洲逃出来的,如今同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一起住在虹口,那是上海港区后面一个由弄堂房子和破旧公寓组成的阴暗惨淡的地区。使吉姆感到奇怪的是,弗兰克尔先生和维拉的母亲只住一间屋子。“维拉,你父母住在哪儿?”吉姆知道回答是什么,但他还是要冒险逗一逗,“他们住一幢房子吗?”“他们住一间屋子,吉姆斯。”“一间屋子!”对吉姆来说,这是不可想像的,比“超人”和“蝙蝠人”连环画中的任何事情都远远不可思议得多。“屋子有多大?跟我卧室一般大吗?跟这房子一般大吗?”“跟你的更衣室一般大。吉姆斯,有的人不像你那么幸运。”这话封上了他的嘴,他关上更衣室的门,换上了平绒裤。他的目光测量着这间小屋子。两个人住在这么小的地方,像合约桥牌叫牌暗语一样难于理解。也许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可以解决这个难题,这样他又有一个写书的题目了。幸而维拉的自尊心使她上了钩。她终于动身前去看望她的父母,要走好长一段路到霞飞路电车终点站去搭车。她离开以后,吉姆仍在想着那间特别的屋子之谜。他决定向他的母亲和父亲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像往常一样,他们因为战争的消息太分心了,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他们穿戴好了晚会的服装,在他父亲的书房里听短波无线电中的英国新闻公报。他的父亲穿着海盗服装,跪在收音机前,单只的眼罩推在额角头上,疲倦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使得这个海盗颇有学者风度。他呆呆地看着收音机木匣上像颗金牙似的嵌着的黄色刻度表。在地毯上摊开的俄国地图上,他标出了红军退守的新防线。他束手无策地看着地图,就像吉姆对弗兰克尔家的小屋子感到不可理解一样,对俄国的广大幅员感到不可理解。“希特勒在圣诞节就要到莫斯科了。德国人仍在推进。”他的母亲穿着白衣小丑的戏装站在窗边,望着灰沉沉的十二月天空。中国人出殡时用的一只纸鸢的长长尾部像波浪似的在沿着街道前进,头部一点一点的,向欧洲人的住宅狞笑。“莫斯科大概下雪了。也许气候会挡住他们……”“一个世纪一次?即使那样要求恐怕也是太过分了。丘吉尔必须把美国人拉进来参战。”“爸爸,谁是莫德将??”他的父亲抬起头来,这时吉姆等在门口,阿妈像个搬运夫一样给他扛着气枪,这个身穿平绒裤的志愿步兵团成员已准备好去支援俄国人打仗。“别带气枪,吉米。今天不玩气枪。带你的飞机。”“阿妈,别碰它!要不我就宰了你。”“吉米!”他的父亲从无线电收音机那边转过身来,准备揍他。吉姆一声不吭地站在他母亲身边,等着看会发生什么。虽然他爱骑自行车在上海到处逛,在家里吉姆还是同他母亲比较亲近。她是个性格温和、头脑聪明的妇女,她的主要生活目标在他看来就是参加宴会,帮他做拉丁文家庭作业。她不在家的时候,他就会在她的房里安安静静地过几个小时,调试她的香水,翻看她结婚前的相册,一部令人着迷的家庭影片,其中她扮演他的姐姐。“吉米!不许你这么说……你谁也不能宰,不管是阿妈还是别人。”他的父亲松开了拳头,这时吉姆注意到了他是多么筋疲力尽。吉姆常常觉得他的父亲要想保持冷静有点过分了,他的负担真不少,有共产党工会对他公司的威胁要对付,又有他在英侨协会的工作,还有他为吉姆和他母亲的担心。只有听着战事消息时他的心情才几乎完全放松下来。一种强烈的亲切感情出现在他父母之间,这是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他的父亲会对他生气,但同时对吉姆生活中的最细微的事都十分关心,好像他认为,帮助他儿子做飞机模型比战争更重要似的。但是如今他第一次对儿子的功课完全不感兴趣。他把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知识都塞给吉姆——现代染料的化学,他的公司为中国纺织工人制订的福利计划,战争结束后吉姆要到英国去上的学校和大学,以及如果他有志于此,怎么才能做医生。所有这一切都是青春期中才会出现的问题,但是他的父亲似乎认为这青春期是永远等不到了。吉姆很识趣,决定不去惹他父亲生气,也不提弗兰克尔家在虹口犹太区的神秘房间、心理叫牌问题和他的脑海里失踪的声带。他永远也不会再去威胁阿妈了。他们要去参加晚会,他要让他父亲高兴起来,想办法在莫斯科大门前阻挡住德军。吉姆坐到派卡德汽车的座上时,想起了杨说过的上海电影摄制棚里的人造雪。他很高兴地看到安和寺路上尽是欧洲人去参加晚会的汽车。在整个西郊,大家都穿上了化装晚会的服装,好像上海已成了一个丑角城市。二叫化子和玩杂耍的他的父母扮成丑角和海盗默默地坐在汽车里,他们开始向虹桥出发,那是上海以西五英里处的一个乡下。平常他的母亲总是要提醒杨躲开躺在车道尽头的那个老叫化子。但是当杨把这辆笨重的汽车开出大门,停也不停地加速驶上安和寺路时,吉姆看到前轮碾过了老头的脚。这个叫化子是两个月以前来的,一身破烂,仅有的财物就是一张破席和一只克莱文A牌香烟的空烟罐,见到路人他就摇着它。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破席,拼命要保住他在英国大班门外的那块地盘。甚至仆欧和那摩温苦力,也就是大听差和厨房里的下手头子,都没法挪动他。但是,那地盘给那老头带来的好处很少。那年冬天上海日子不好过,一个星期寒潮过后,他连举起烟罐的力气都没有了。吉姆为那叫化子担心,他的母亲对他说,苦力已经给他送去了一碗米。十二月初下了一夜大雪以后,积雪成了一条厚厚的被子,那个老头的脸露在外面好像鸭绒被上睡着了的婴孩的脸。吉姆对自己说,他是永远不会搬的,因为埋在雪下他很暖和。上海有那么多要饭的叫化子。在安和寺路上,他们沿街坐在大房子的门外,摇着空烟罐,好像是戒了烟的烟鬼。许多叫化子都露着惨不忍睹的伤口或者畸形的肢体,但是那天下午谁也没有注意他们。上海四周的村镇都有难民拥到市里来。木板车和人力车挤满了安和寺路,车上装的都是难民一家的财物。大人和小孩都背着大包小包,在车旁用手扳着车轮子前进。人力车夫拉着车把,嘴上哼着,吆喝着,吐着唾沫。他们腿上青筋毕露,粗得好像是掐进肿胀的腿肚子里的手指。小职员把驮着铺盖卷、煤球炉、米口袋的自行车推着走。一个截了双腿的叫化子,躯干下身绑在一只大得出奇的皮鞋里,双手用木头哑铃托地,在车轮缝里匍匐前进。杨想把他挤出汽车行驶的马路中央,他就向派卡德车吐唾沫,用哑铃敲打车身,然后就消失在三轮车和人力车的轮子中间。在他的唾沫和尘土飞扬的王国里信心十足。他们到公共租界大西路出口处时,看到检查哨的两旁都排着一列汽车。上海巡捕房已经放弃了要想控制人群的企图。英国警官站在他的装甲车的炮塔里,一边抽着烟,一边眼看着成千的中国人在他车旁挤过去。包着卡其布头巾的锡克族捕头①好像是为了装装样子,不时弯下腰来用竹棍打一下中国人的背。
不过,要是工作太累,他就会骑自行车到法租界转一圈,身上带着气枪,以防万一碰上福煦路团伙那帮十二岁法国孩子。回家时正好赶上XMHA(华美)电台的长篇连播“闪电戈登”的节目,接着是唱片点播节目,他和他的朋友们都用最新的化名如“蝙蝠人”、“布克•罗杰斯”和(吉姆的)“王牌”打电话去点播,他很喜欢听播音员念他的化名,尽管听到时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①
①Flash Goardon (即“超人”)等都是当时流行的连环画和相应改编的广播节目中的英雄人物,少年读者和听众崇拜的偶像。他把脱下的法衣扔给阿妈,换上晚会服装时,却发现这一切都受到了威胁。维拉的脑袋给战争谣言弄糊涂了,竟决定不去看望她的父母了。“你去参加晚会,吉姆斯,”维拉在给他系扣子时告诉他,“我可以打电话给我父母,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们。”“可是,维拉——他们想见你呀。我知道他们想见你。你得为他们想一想,维拉……”吉姆没有办法,不敢说什么抱怨的话。因为他的母亲告诉过他要好好对待维拉,不要像以前捉弄别的保姆那样捉弄她。这个情绪阴郁的白俄姑娘在他出麻疹快好时曾吓过他,对他说她在安和寺路的房子里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对他们的行为提出警告。不久以后,吉姆使他的同学们大吃一惊,因为他宣布自己是个无神论者。相比之下,维拉•弗兰克尔是个安静的姑娘,她从来不笑,对吉姆和他的父母的一切事情都感到陌生,像上海这地方一样陌生,这个充满暴力和敌意的城市远离克拉科夫有如天地之隔。她和她的父母是乘最后几艘船中的一艘船从希特勒征服下的欧洲逃出来的,如今同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一起住在虹口,那是上海港区后面一个由弄堂房子和破旧公寓组成的阴暗惨淡的地区。使吉姆感到奇怪的是,弗兰克尔先生和维拉的母亲只住一间屋子。“维拉,你父母住在哪儿?”吉姆知道回答是什么,但他还是要冒险逗一逗,“他们住一幢房子吗?”“他们住一间屋子,吉姆斯。”“一间屋子!”对吉姆来说,这是不可想像的,比“超人”和“蝙蝠人”连环画中的任何事情都远远不可思议得多。“屋子有多大?跟我卧室一般大吗?跟这房子一般大吗?”“跟你的更衣室一般大。吉姆斯,有的人不像你那么幸运。”这话封上了他的嘴,他关上更衣室的门,换上了平绒裤。他的目光测量着这间小屋子。两个人住在这么小的地方,像合约桥牌叫牌暗语一样难于理解。也许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可以解决这个难题,这样他又有一个写书的题目了。幸而维拉的自尊心使她上了钩。她终于动身前去看望她的父母,要走好长一段路到霞飞路电车终点站去搭车。她离开以后,吉姆仍在想着那间特别的屋子之谜。他决定向他的母亲和父亲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像往常一样,他们因为战争的消息太分心了,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他们穿戴好了晚会的服装,在他父亲的书房里听短波无线电中的英国新闻公报。他的父亲穿着海盗服装,跪在收音机前,单只的眼罩推在额角头上,疲倦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使得这个海盗颇有学者风度。他呆呆地看着收音机木匣上像颗金牙似的嵌着的黄色刻度表。在地毯上摊开的俄国地图上,他标出了红军退守的新防线。他束手无策地看着地图,就像吉姆对弗兰克尔家的小屋子感到不可理解一样,对俄国的广大幅员感到不可理解。“希特勒在圣诞节就要到莫斯科了。德国人仍在推进。”他的母亲穿着白衣小丑的戏装站在窗边,望着灰沉沉的十二月天空。中国人出殡时用的一只纸鸢的长长尾部像波浪似的在沿着街道前进,头部一点一点的,向欧洲人的住宅狞笑。“莫斯科大概下雪了。也许气候会挡住他们……”“一个世纪一次?即使那样要求恐怕也是太过分了。丘吉尔必须把美国人拉进来参战。”“爸爸,谁是莫德将??”他的父亲抬起头来,这时吉姆等在门口,阿妈像个搬运夫一样给他扛着气枪,这个身穿平绒裤的志愿步兵团成员已准备好去支援俄国人打仗。“别带气枪,吉米。今天不玩气枪。带你的飞机。”“阿妈,别碰它!要不我就宰了你。”“吉米!”他的父亲从无线电收音机那边转过身来,准备揍他。吉姆一声不吭地站在他母亲身边,等着看会发生什么。虽然他爱骑自行车在上海到处逛,在家里吉姆还是同他母亲比较亲近。她是个性格温和、头脑聪明的妇女,她的主要生活目标在他看来就是参加宴会,帮他做拉丁文家庭作业。她不在家的时候,他就会在她的房里安安静静地过几个小时,调试她的香水,翻看她结婚前的相册,一部令人着迷的家庭影片,其中她扮演他的姐姐。“吉米!不许你这么说……你谁也不能宰,不管是阿妈还是别人。”他的父亲松开了拳头,这时吉姆注意到了他是多么筋疲力尽。吉姆常常觉得他的父亲要想保持冷静有点过分了,他的负担真不少,有共产党工会对他公司的威胁要对付,又有他在英侨协会的工作,还有他为吉姆和他母亲的担心。只有听着战事消息时他的心情才几乎完全放松下来。一种强烈的亲切感情出现在他父母之间,这是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他的父亲会对他生气,但同时对吉姆生活中的最细微的事都十分关心,好像他认为,帮助他儿子做飞机模型比战争更重要似的。但是如今他第一次对儿子的功课完全不感兴趣。他把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知识都塞给吉姆——现代染料的化学,他的公司为中国纺织工人制订的福利计划,战争结束后吉姆要到英国去上的学校和大学,以及如果他有志于此,怎么才能做医生。所有这一切都是青春期中才会出现的问题,但是他的父亲似乎认为这青春期是永远等不到了。吉姆很识趣,决定不去惹他父亲生气,也不提弗兰克尔家在虹口犹太区的神秘房间、心理叫牌问题和他的脑海里失踪的声带。他永远也不会再去威胁阿妈了。他们要去参加晚会,他要让他父亲高兴起来,想办法在莫斯科大门前阻挡住德军。吉姆坐到派卡德汽车的座上时,想起了杨说过的上海电影摄制棚里的人造雪。他很高兴地看到安和寺路上尽是欧洲人去参加晚会的汽车。在整个西郊,大家都穿上了化装晚会的服装,好像上海已成了一个丑角城市。二叫化子和玩杂耍的他的父母扮成丑角和海盗默默地坐在汽车里,他们开始向虹桥出发,那是上海以西五英里处的一个乡下。平常他的母亲总是要提醒杨躲开躺在车道尽头的那个老叫化子。但是当杨把这辆笨重的汽车开出大门,停也不停地加速驶上安和寺路时,吉姆看到前轮碾过了老头的脚。这个叫化子是两个月以前来的,一身破烂,仅有的财物就是一张破席和一只克莱文A牌香烟的空烟罐,见到路人他就摇着它。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破席,拼命要保住他在英国大班门外的那块地盘。甚至仆欧和那摩温苦力,也就是大听差和厨房里的下手头子,都没法挪动他。但是,那地盘给那老头带来的好处很少。那年冬天上海日子不好过,一个星期寒潮过后,他连举起烟罐的力气都没有了。吉姆为那叫化子担心,他的母亲对他说,苦力已经给他送去了一碗米。十二月初下了一夜大雪以后,积雪成了一条厚厚的被子,那个老头的脸露在外面好像鸭绒被上睡着了的婴孩的脸。吉姆对自己说,他是永远不会搬的,因为埋在雪下他很暖和。上海有那么多要饭的叫化子。在安和寺路上,他们沿街坐在大房子的门外,摇着空烟罐,好像是戒了烟的烟鬼。许多叫化子都露着惨不忍睹的伤口或者畸形的肢体,但是那天下午谁也没有注意他们。上海四周的村镇都有难民拥到市里来。木板车和人力车挤满了安和寺路,车上装的都是难民一家的财物。大人和小孩都背着大包小包,在车旁用手扳着车轮子前进。人力车夫拉着车把,嘴上哼着,吆喝着,吐着唾沫。他们腿上青筋毕露,粗得好像是掐进肿胀的腿肚子里的手指。小职员把驮着铺盖卷、煤球炉、米口袋的自行车推着走。一个截了双腿的叫化子,躯干下身绑在一只大得出奇的皮鞋里,双手用木头哑铃托地,在车轮缝里匍匐前进。杨想把他挤出汽车行驶的马路中央,他就向派卡德车吐唾沫,用哑铃敲打车身,然后就消失在三轮车和人力车的轮子中间。在他的唾沫和尘土飞扬的王国里信心十足。他们到公共租界大西路出口处时,看到检查哨的两旁都排着一列汽车。上海巡捕房已经放弃了要想控制人群的企图。英国警官站在他的装甲车的炮塔里,一边抽着烟,一边眼看着成千的中国人在他车旁挤过去。包着卡其布头巾的锡克族捕头①好像是为了装装样子,不时弯下腰来用竹棍打一下中国人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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