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

　　这一段话讲得很好，而且有一些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做到。但是在这一段话中，根本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也未涉及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问题，未涉及股份制问题，未涉及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改革、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未涉及在一个国家内同一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各地区可以有多种经济模式的问题。在当时当然不可能提出这些问题。但是如果那时能够在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讲话这个议题时，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讨论我国的改革开放问题，总可以取得比在公报上所写的更多的内容。但是中央工作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有更加迫切的问题需要提出来。因此虽然会上也有一些发言讲到这次国务院务虚会，但并没有去讨论这个务虚会上接触到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由于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参加过这个国务院务虚会的很少，李先念的讲话显得也比较平，华国锋也没有对为什么要讨论这个议题做什么说明，更没有提出要在讨论这个议题时研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因此会议出席者在讨论这个议题时，往往和第二个议题即关于两年计划合在一起讨论，而且没有讲出多少有关改革开放的内容。公报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文字是起草者根据会上并没有充分展开的意见概括出来的。我认为应该承认公报起草者起了很好的作用。由于公报是三中全会会议参加者正式讨论并且通过的，应该承认它是会议的一项成果。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参加过这个务虚会的各部门负责人，也没有就改革开放发什么言，虽然认为国务院务虚会很重要。我也没有利用讨论这个议题的机会，介绍那次务虚会的成果，加深对于改革开放的认识。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这次会议的重点还是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上面。这个会议在取得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突破后形成的局面，使得改革开放在会后很快取得了进展。不过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认为还是应该很好地讨论国务院务虚会这个议题的，应该多讲一些改革的问题。我在中央工作会议做了这么多次发言，都没有专门讲一大篇改革，这不能不是我工作中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