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平均一个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的公积金不到1万元，买不上一部中型拖拉机。全国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民平均每年只增加收入五角钱，“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认为出路只有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快发展速度，目标是年增长百分之四到五。应该讲，纪登奎的说明不掩盖、不隐讳，把农业现状及其严重性指出来了。

　　在第二部分，他说：在思想和实践上都未能“真正落实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正如华主席说过的，即使我们搞农业的同志，这个问题也并没有完全解决”。

　　第三部分值得重视的是，强调反对平均主义，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讲“学大寨”时说，“也有一些地方，一说学大寨就搞什么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这就学偏了，学歪了”。

　　第四个部分在讲加快农业发展的主要措施中，除提出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化肥、种子要优先安排等外，还提出增加农业投资，即“从现在起到1985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提高到百分之16%—18%，农业贷款比现在增加1倍。成立农业银行”，并在两三年内，将粮食收购价格提高30%。

　　第五个部分着重提出“保持党的政策的稳定”问题，指出：“党在农村现阶段的各项政策，一定要坚持不懈地贯彻落实，决不能朝令夕改，失信于民。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政策多变，乱出点子，不因地制宜，一刀切，瞎指挥，侵犯集体核算单位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是农业的大敌。我们切不可再犯这种错误。”

　　纪登奎的发言是“起个头”，随即关于农业问题的讨论便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