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版
       

潜心求学名声起(3)

作者:钱文忠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和讯读书
  如果玄奘满足于此,他完全可以就此在这个天府之国安居下来,但他不甘心于此,决定离开四川重返长安。这其中想必也有几重考虑:第一,长安毕竟还是唐王朝的国都,于政治、文化乃至佛教,都具有它不可替代的地位;第二,要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僧人,仅仅扬名在吴、蜀、荆楚这些南方之地,肯定是不够的。

  他的哥哥在四川当地声名鹊起之后非常满足,不打算再回长安,并屡次劝阻玄奘,让他安心留在四川。这其中也可反映出玄奘兄弟二人气度上的不同。玄奘在二十四岁那一年,终于不顾兄长的劝阻,与商人结伴,泛舟而行,绕道往长安方向走去。

  玄奘先到达荆州的天皇寺,在当地受到一个王爵的赞助,设坛开讲,讲授他从前所习得的《摄大乘论》和《阿毗昙论》等佛经,连讲三遍,听者如云,奠定了他作为一个讲经师的声望。

  在25岁这一年,玄奘还得到了当时中土一位顶尖大师智琰法师的极高评价,对于年轻的他来说尤其显得重要。他见到德高年劭的智琰法师时,智琰法师已年逾六旬,在那时算是高寿。见到玄奘之后,据记载称“执礼甚恭”,即非常地恭敬。在与玄奘讨论佛法后,他泣叹道:“岂期以桑榆末光,得遇太阳初耀。”意思是说,以我60多岁的桑榆晚景、风烛残年,居然还有幸遇到初次散发万丈光芒的太阳。年轻的玄奘获得高僧这样崇高的赞誉之词,自然立刻就在佛教界传播开了。

  很快,玄奘进入了长安。在那里,他并没有满足于自己在佛教界已经得到的崇高声望,而是继续学习佛典。根据当时留传下来的记载,玄奘在二十六七岁时已经获得一片赞誉之词,凭苦学成为了一个“释门伟器”。

  唐朝时候的长安,它的国际化程度,老实说是我们今天的北京、上海,甚至香港都无法比拟的。长安完全是一个多民族、多国籍游子的云集之所,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不仅有突厥人、鲜卑人和印欧白人的存在,而且还有黑人。例如,在陕西出土的许多唐代墓葬可以证明,当时的好多官家小姐,例如裴氏小娘子,也就是裴丞相的女儿,身边就用了大量的黑奴。当时酒店的女服务员,也有大量来自东亚的,有句著名的诗就叫“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当时所奏的音乐,也有很多是来自新疆甚或境外更远地区的。

  玄奘来到长安时,恰逢一位名叫波罗颇迦罗蜜多罗的印度名僧在当地讲经,好学如玄奘者,当然马上前去听讲。

  波罗颇迦罗密多罗,中印度人,出身刹帝利种姓,十岁出家。他识度通敏,又很有风度,所以很受尊重。他居无定所,不滞一方,辗转北行,到达西突厥叶护可汗牙帐。武德末,西突厥请求与唐和亲,唐高祖应允,随又派高平王赴西突厥。高平王于突厥见到波罗颇迦罗密多罗,便邀请他入唐。叶护可汗等不放。高平王便通过朝廷征调。叶护可汗为维护与唐的和亲关系,便让波罗颇迦罗密多罗随高平王入朝。贞观元年(627年)十一月,波罗颇迦罗密多罗到长安,被安置在兴善寺,开始了他在唐土的弘法活动。波罗颇迦罗密多罗的东来弘法与译经,对玄奘的西行取经与更大规模的译经也有一定影响。

  唐代时候的印度佛教虽不能算处于完全的高峰,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是有很多佛教的精微学说由印度的僧人带进中国。玄奘的这次听讲,用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来说,就是“放眼看世界”,从佛教发源地的名僧那里,一下子感受到了印度作为宗教圣地的魅力,拓宽了自己的视野,令眼前敞开了一片新的佛学园地。于是他立刻结侣陈表,召集一些志同道合之人,准备结伴向西方印度而行,并立即递上申请表——但是“有诏不许”。

  玄奘最初准备西行求法之时,正是唐朝刚开基没多久,国政新开,是禁止国民出境的。虽然唐朝的许多高官实际上都是胡人或非汉族人。譬如,众所周知,李世民的家族就并非汉族;安禄山是“杂种胡”,他的名字“禄山”本就是外文,意为“光明”;高仙芝是朝鲜族人;其他如史思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恐怕也都不是汉族人。虽然如此,在国基未定之时仍然禁止国民越境,所以“有诏不许”。玄奘西行求法的请求没有得到官方的许可,也没有得到“过所”(即今日之护照,古称“过所”,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均有实物出土)。当时没有官家公文出境就等于是偷渡。在得不到“过所”的情况下,玄奘的旅伴都退缩了,惟独他不屈不挠,仍然准备西行求法,到遥远的印度去探求佛学的真谛。

感谢您的参与!
查看[本文全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