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液用的针，没有像平时一样刺进我手腕上的血管，而是在我的右脚上找到了血管，把输液针慢慢的推了进去，对我来说，这真的是一种很奇特的体验。

    紧接着是注射麻醉剂，我只有十二岁，做的又是局部手术，所以医生给我注射了半量的局部麻醉剂。几分钟后，医生伸手掐了一下我的左臂，问我麻不麻，有什么感觉。

    我回答说：“不麻！”

    当然不麻，有人说职业军人就是战争机器，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而对各种药品的抵抗能力，就是某种职业军人必须接受的训练。

    我被注射了成人量的局部麻醉，而我的回答仍然是：“不麻！”

    他们不相信，有一个医生偷偷在我的手臂上轻轻掐了一下，结果我迅速扭头盯着他，我记我当时还傻乎乎的问了一句：“干嘛？”

    已经准备为我做手术的医生们全部瞪大了眼睛，过了半晌，有人提议道：“要不然给他注射全麻吧。”

    在注射了成人量的局部麻醉无效后，我又被注射了半人量的晕睡型麻醉剂，我不知道他们注射的是哪一种麻醉剂，但是十几分钟后，我虽然已经感到眼皮发沉，但是我仍然睁着自己的眼睛，保持了不必要的清醒。

    面对这一幕，医生和护士们大概都傻眼了，最后我被注射了成人量的全麻麻醉剂。再也无法抵抗的沉重感，击中了我，我终于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真的，我虽然睡着了，但是在睡着的情况下，我至少听清楚了他们三分之一的对话，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手术工具放进托盘时，发出的声响。我更记得他们把我搬到了手推车上，把我送回病房时，手推车四个轮子，在地面上滚动时，发出的声响。但是当时，我就是无法睁开自己的双眼，也无法思考，我的大脑就像是一块硬盘，只能被动的接受着一切外来的信息。这些信息中，有清晰的，也有模糊的。

    就是这次手术，让我失去了唯一有点特色的“高智商”，三个月出院后，我可以清楚的感受到，自己的记忆力，比起三个月前，大大的减弱了，原来看一遍就可以记住的书，现在必须看上三遍，甚至是五遍。

    最可怕的是，我已经习惯了只读一遍书，我已经习惯了这方面曾经拥有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学习成绩只能用飞速下滑来形容。

    而我的手臂，我当然没有让自己的左臂伸不直，或弯曲不回原来的角度。但是由于注射了太多的麻醉剂，导致我当时的肌肉收缩，只缝了十一针，但是留下的一辈子也无法消除的伤疤，却超过了二十厘米。

    也许，我说梦话的原因，也和这次手术，和那注射了太多的麻醉剂有关？！

    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注定了要被淘汰的命运。想想看吧，有谁敢要一个在夜间睡觉时会说梦话，甚至会梦游的同伴？在深入敌后的战场上，这样的错误，会让我们全军覆没！而且根据操他奶奶的心理学来说，我这是已经到了极限，心理已经无法再承受更多压力的表现。仅凭这一点，我就要被烙上“淘汰”的印记！

    因为从我们这里接受十五年训练，走出去的人，都是精锐中的精锐，都是能够在任何地形，任何状况下，保证最大生存几率的军人！

    十四岁的我，背着一只行军包，走出了这所我整整待了八年，上了“小学”，读上“初中”的学校，回头望着它，突然间我泪流满面。

    我舍不得离开这里，我舍不得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舍不得这里朝夕相处的伙伴，我甚至舍不得那些对我们太过严厉的教官，和那个温柔而漂亮，成为我们所有男生偶像的女军医。我更不会忘记，在原始丛林中接受训练时，我一脚踏在了一根不知道有了多少年的历史，早已经锈迹斑斑，类似于伞兵倒刺钩的东西上时，那个女军医为我做的一切。

    现在已经出现了用凯夫拉防弹衣材料垫了底层，可以有效防止扎伤足底的陆战靴，但是那个时候的陆战靴没有。我身上背的沉重装备，加上我奔跑的力量，让那根依然锋利，隐藏在烂泥和树叶中的倒刺钩轻而易举的刺穿了，唯一可以庆幸的时，我们受过太多训练，早已经把各种防御动作融入到本能中的身体，在大脑做出指令前，已经自然而然的向前扑倒，把足底的刺穿降到了最低。

    还好我的脚掌没有被那根带着倒刺的倒刺钩刺穿，只是在我的脚心，留下了一个一厘米多深的创伤。

    伤并不算重，适当的包扎后，就算是还痛，我也能继续支撑着行动，但是女军医阻止了我，因为那根倒刺钩上有了太多的铁锈，一旦伤口感染，很有可能造成致命后果，她必须为我注射破伤风针剂。

    她就是在那个帐篷里，为我注射了破伤风针剂。这是一种一旦过敏，十几分钟内就可能死亡的药品，我记得当时她至少为我做了三次批试，直到确定我的身体没有过敏反应后，她才小心翼翼的把那支破伤风针剂，注射进了我的身体。

    注射了破伤风针剂后，她就坐在我的面前，她的脸距离我的只有一尺的距离，她呼出来的气，温柔的喷洒在我的脸上，我当时真的想问问她，她用了什么，竟然可以让自己呼出来的气，都带着一股淡淡的兰花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