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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作者:陈晓明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和讯读书
  本书以如此体例,选择这些篇目编辑成书,主要基于我一贯编选文集的两个原则:其一是主题相近,长短相宜;其二是避免与最近几年出版的文集重复。至于本书取名《守望剩余的文学性》,则表明这些文章追踪近十多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实际,去发掘不同作品中的文学性,进行相关的理论思考,这确实是我多年的文学研究兴趣所在。

  何以说当今时代只有“剩余的文学性”?如此说法,略显消沉,可能不少读者会有所疑惑。

  今天,从数量上来说,并不能说文学处于没落萧条状态,每年出版社出版的纸媒印刷的文学作品有两三千部,这与20世纪被说成是文学黄金时代的80年代的长篇小说相比,无疑多了几十倍。20世纪80年代全部长篇小说不会超过一千部,而现在每年多达数千部,从长篇小说的数量来说,绝对不能说当今文学的繁荣程度不如20世纪80年代。但80年代是期刊时代,一家文学期刊动辄几十万的发行量。到了90年代,文学期刊能保住10万印数的已经屈指可数,到了21世纪初,能保住数万份发行量的已经是凤毛麟角。长篇小说的繁荣并成为文学的主流,表明当代印刷业的旺盛,纸张的生产和使用更加便捷,根本上还是建立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上。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必然引起阅读方式的改变。而文学在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改变,并不是文学自身的内容或形式发生了多大变化,而是社会的变化导致文学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发生改变,文学的阅读方式和传播方式也必然发生改变。根本问题还是回到经济基础,马克思的教导依然适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上层建筑或迟或快都要发生变化。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文学在那个时期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都不是一个常态。文学以其虚构与纪实的暧昧方式,可以在言论空间极其狭窄的时期起到表达人民愿望的作用。文学实际上替代了新闻、社会报告、民情反映的功能。如今,这些功能已经不需要文学来承担,有着更为专业的信息渠道来传递社会愿望和民众需要。尽管依然相当有限,但在许可的限度内,新闻媒体、行政部门、专业机构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改革愿望的表现,无疑比文学更专业更全面也更便捷。所以,今天再以文学对社会现实的作用来衡量文学的意义和价值,那无疑是南辕北辙。

  今天我们不得不以“剩余的文学性”来定位,是因为文学的历史发生了变化,历史中的文学发生了变化。今天的文学再也不是“五四”白话文学运动时期的朝气蓬勃的文学;也不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也不是20世纪80年代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驱动器;甚至也不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汉语言白话文学的艺术性探索的先锋。今天的文学就是文学本身,就是人们的兴趣爱好的一部分,或者是获得愉悦、获取知识以及提升修养的一种方式。“剩余的文学性”即是说,今天的文学的意义乃是历史剩余的一部分,乃是文学史剩余的一部分。

  以上所说的实际上还是剩余的“文学”,剩余的“文学性”这一命题还是要在文学更为狭窄的语境中来讨论——就是要在“文学史的剩余”这一意义上来讨论。汉语白话文学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文学的各种艺术表现手法,以及文学语言的运用,风格的锤炼等等,都到了成熟的阶段,“文学性”按说更为充足,何以会是“剩余的”文学性?

  这就在于:其一,文学的可能性的缩减。历经百年的文学自身的艺术变革,世界文学在艺术表现方法方面,在艺术表现力方面,都已经穷尽可能性,再也难花样翻新,这就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实验小说家(如约翰R26;巴思)和批评家们(如苏珊R26;桑塔格)所说的“小说再也难花样翻新”。所有的文学的可能性,只能是一种剩余的可能性,文学性也只能是艺术表现力的可能性的剩余。其二,文学史有一个缩减的过程。随着文学与历史关系的缩减,文学史也在缩减。我们今天阐释文学的历史/现实语境更加狭小和有限,主要是围绕文学本身,再加扩展也就是文学与人性、命运,文学的哲理性,文学的信仰与价值重建,等等。

  因此,我们可以做如此概括:其一,文学性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概念,依赖历史的、现实的语境来生成,生成宏大的无限性的文学性的历史语境已经不存在了,宏大的文学性——那种震撼人心的、集体共鸣的、崇高感的、激励人的文学性无法生成了。其二,只有纯粹的文学性,文学在自身的审美语境中生成的那种文学性,最小值的有限性的文学性——它是趣味式的、韵味式的、精致的、风格式的。

  实际上,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出版过一本《剩余的想象》(华艺出版社,1997年),那是在先锋派之后,晚生代和女性主义写作方兴未艾之时写下的文字,主要是针对90年代上半期先锋派的艺术性追求减弱有感而发。晚生代作家面对中国当时的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现实展开颇有生气的艺术表达,但是已经难有艺术革命的宏大抱负,也不可能对现实有强大的把握与表现。文学在努力追赶现实的时候,只能努力抓住生活的外形,其艺术想象力所及也只能是表象与欲望。根本缘由还在于文学史留给文学的空间及可能性都十分有限了,历史/文学史给予的只能是“剩余的想象”。

  十多年过去了,对于文学来说,面对的历史情势可能更加严峻,尽管今天的文学共同体可能要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更为强大,文学积累的经验更加丰富,能量更加充足。但在今天,文化的全球化和多样化,影视与网络的超速发展,消费社会的迅速扩张,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等,这些都使文学处于不利的境遇中。总之,在后工业化/后现代社会,文学处于困境中可能是其始终的命运。

  需要强调的是,“剩余的文学性”(或者说文学史的剩余意义),并不是说今天的文学性意义不大,水准和价值不高。也许情形恰恰相反,剩余的文学性的意义可能并不小,水准与价值也许很高。

  何以见得?剩余是历史和文学史给定的命运,文学自身无力改变如此境况,世界文学史都要面对这样一种命运,汉语文学概莫能外。但汉语文学有2000年的历史,现代白话文学历经百多年的革新变革,到最近30年得以休养生息,在文学的艺术本身上磨砺功夫,作为个体的中国作家这才有了三五十年的写作经验的积淀,这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独特的现象。不从中国文学自身的百年沧桑来理解汉语文学今天的境况,就不能准确地把握汉语文学的真实意义和价值。当然,我们再看看那些当今中坚的一批作家:莫言、贾平凹、张炜、刘震云、阎连科、铁凝、王安忆、范小青、严歌苓、阿来、陈忠实、周大新、李佩甫、刘庆邦、邓一光Y43;Y43;,更年轻一些的作家:苏童、余华、格非、毕飞宇、刘醒龙、叶兆言、麦家、李洱、熊正良、东西、林白、葛水平、北北、须一瓜Y43;Y43;,这名单还可以开列下去。把这些作家的代表作摆出来,实事求是地说,今天的汉语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这六十多年的历史中,水准无疑是最高的。水准高是一回事,影响力(以及发挥社会作用)多大又是另一回事,因为后者并不能全然取决于文学本身,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环境与现实需要。因为如此这般的现实,文学还是难逃“剩余的”命运。就像“末路英雄”这个概念所揭示的真相一样,末路英雄无疑也是英雄,可能是最英勇的英雄,但也不能改变“末路”的命运和结局。

  当然,今天的文学面临“剩余的”命运——如前所述,无疑与影视、图像、声音为主体的“视听”文化占据霸权地位有关。视听文化与第三次产业革命联系在一起,电视与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文化与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以纸媒体承载的文字书写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命运之中。当然,互联网对文字的挤压还有待讨论,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互联网也可以作为文字的载体,甚至可以是文字几何级数增长的载体,如今传播的文字:博客、微博、电子邮件、短信以及无数的网站的文字书写,比任何文字占据信息传播的霸主地位的时代都要超出几百倍甚至几万倍,不能说互联网对文字书写构成排挤。但互联网改变了文字传播的权威性、神圣性的地位,它使文字传播变成一项极其简单便捷的信息传递,文字的工具化、符号化和信息载体的特性被发挥到极致,而传统文字的真理性、权威性、严肃性以及审美功能已经变得极其有限,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空间才有如此特性。互联网传播无疑也给传统文学的传播提供了便捷,但相比互联网推动的其他符号和信息的传播,对传统文学的推动就只能是附带性质的了,传统文学赋予文字的那些特性,在互联网时代变得越来越有限,甚至有被忽略不计的危险。

  今天我们面临的电子化、数字化的影像、声音与互联网传播时代,可能真的是另一个文明时代,我们不妨称之为“视听文明”的时代,这是与传统的口传文明、书写文明不同的另一个文明时代。如果说口传文明对应的是农耕、游牧时代、书写文明对应的是机械工业化时代,视听文明对应的则是电子化的后工业时代。文学面临的最大难题则是:在视听文明时代如何生存下去?这一切不应该成为我们抛弃或逃离文学的理由,相反,正因为要面对一个新文明的挑战,我们才要困守文学和文字,要守望“剩余的文学性”——这是我们维系传统记忆,警惕视听文明可能灾变的一项义务和责任。

  “守望”或许徒劳无益,或许杞人忧天,但我们本来行走在文学的末路,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有什么更大的作为吗?

2012年8月23日

  上编:小叙事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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