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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派的消失3

作者:陈晓明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和讯读书
  有必要指出的是,继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之后,朱文、韩东们也不可能在形式方面作出更多的变革。事实上,形式主义策略已经不重要,也很难有实际作为,他们在艺术上的理想追求,既不可能有更多的颠覆意义,也不会有更大的开创性。事实上,他们的小说叙事更倾向于常规小说,例如,有明晰的时间线索,人物形象也相当鲜明,情节、细节的处理也很富有逻辑性。他们在艺术上的独创性已经有限了,这不是说他们缺乏独创性,而是小说这种形式所能开掘的资源已近乎枯竭,以至于20世纪60年代苏珊R26;桑塔格等人宣称小说已经死亡——传统小说的那些形式技巧已经耗尽了可能性。朱文、韩东能开拓一片独特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寄望于他们对生活的理解方式和他们叙事视点的别具一格,从而对生活的局部具有独到的穿透力。事实上,他们的“本质性写作”的真实含义在于反本质主义式的叙事,他们正是拆除了生活原有的本质意义,把生活最无意义的环节作为叙事的核心,在没有历史压力的语境中,来审视个人无本质的存在。他们的叙事整体上是历史解体的产物。正如我数年前在一本书里说到的那样,文学史留给后人的不过是“剩余的想象”。因而,在这一意义上来说,“断裂”已经不可能预示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只能是个人抵御平庸化的一块暂时的飞地。

  20世纪90年代引人注目的还有一批女作家,她们是林白、陈染、徐小斌、海男、徐坤、虹影等人。她们被称为女性主义作家。这些女作家风格并不一致,但她们的主要作品都明显倾向于表达个人内心感受,表现女性的身体语言和同性情谊,拒绝男权社会的制度压迫。在这方面,她们的挑战性具有某种先锋性的意向,但她们轻而易举地就与市场和传媒共谋,这使人们有理由怀疑,她们与其说是文学的某路先锋,不如说是商业消费社会的特殊的时尚前卫。

  短短数年,几乎就要与她们平分秋色,一批70年代出生的作家又跃跃欲试步入文坛,他(她)们迅速获得文坛的关注。这批作家以女作家居多,她们干脆就打出“美女作家”的招牌。90年代后期,当代中国的文学已经变成媒体的一部分,文学评论的权威释义功能已经不再有效,而媒体实际主宰了文学的传播和定位。过去的先锋性写作,只要少数有力度的评论展开权威释义,它们的文学史地位就有可能被确定。但现在,只有媒体的轮番炒作,对热点朝三暮四的追逐,媒体乐于把一切都变成廉价的流行文化。在媒体扩张时代,在一个学术化评论不再具有权威释义的年代,也不再有先锋派存在的土壤。现在,“美女作家”的出场恰逢其时,她们与媒体一拍即合。她们与传统文学的成名成家大相径庭,她们已经完全融合在消费社会的市场操作中,文学写作的意义和方式已经与传统文学生产脱离,它属于文化工业和消费娱乐行业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当然有其片面之处,它过分固执于传统经典文学观念,实际上,她们的文学传播方式虽然完全市场化,但这并不等于她们的作品对当代生活就完全没有挑战性。就备受争议的某些女作家而言,她们的商业主义做派姑且不论,就她们写作的主题而言,那些关于边缘人群生活状态的描写,那些关于现代城市新新人类的两性关系的描写,对当下生活无疑构成叛逆。有必要提到的是,把商业主义的时尚体验与修辞化的语言表意形式相结合,也有可能制作一种当代消费社会的前卫/时尚文本。

  当然,当代文坛还有一些极端性文本实验。宗仁发和夏商主持的《作家》“后先锋”栏目,推出一些被定位为“后先锋”的作家和文本,后先锋不过是先锋的流风余韵而已。《大家》也推出凸凹文本,某些文本无疑具有先锋性,但它们不再有示范的效应。近年来也有一些还保持着非常个人化体验的写作,如张梅的《破碎的激情》,石康的《支离破碎》,陈加桥的《别动》等,其先锋性意向也相当明显,但人们感兴趣的不是那些怪异的感觉,而是那些更平实的且富有才情的描写与叙述。

  本文写到这里,关于中国近年的“先锋派”似乎已经可以作出某种推论。推论之一:先锋派是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学转折过渡的特殊时期的现象,它是文学在宏大叙事的构架中最后一次自我挑战;推论之二:随着历史背景的变化,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市场化环境形成,先锋派的存在也就失去广度和深度的基础;推论之三:年轻一代的作家与文学制度化体系分离,他们的写作完全转向个人经验和市场消费运作,他们的写作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无关,也不再有与之对话的动机和动力,因而,现代性意义上的先锋派标志已经没有意义,也无法识别;推论之四:极少数的作家依然坚持与文学制度化体系对抗的叛逆立场,作为一种“立场”象征意义上的先锋派,他们的存在无疑有其独特的意义,他们是少数几个对文学制度体系还有能力质疑的人,但他们表征的“后政治学”?伦理道义,远远大于其可能有的文学先锋性意义;推论之五:在媒体极度扩张,而学术性评论失去权威释义功能的语境中,先锋派的存在失去文化氛围;推论之六:在消费主义环境中产生的更年轻一代的职业作家,她们的商业主义姿态妩媚多变,但她们制作的文本并非只能充当流行快餐文化,她们的存在方式提示这样一种可能——推论之七:在后工业化社会,或者像中国这样的混杂的消费社会,一种把尖锐的时尚体验与具有个人化修辞的语言表意形式相结合的文本写作,可能制作这个时代最具有蛊惑力的时尚/前卫;推论之八:在这个时代,先锋已死,只有少数异类苟活,或时尚/前卫大行其道。

  当然,这未必是文学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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