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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2

作者:陈晓明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和讯读书
  中国的文学理论或文艺学,就是以民族—国家为依靠的巨型寓言,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它无疑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在它的强有力的规范下,中国的文学理论把文学放置在革命事业的车前马后,为创建宏大的民族国家想象建立了一整套的表象体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文学批评臣属于文学理论,它们二者也共同维护着文学实践的秩序。文学理论学科在很长时期内,主要是围绕“文学基本原理”展开,它对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的发展规律、作家的创作方法、文学作品的构成特征等进行定性阐释,目的是把对文学本质的认识确定在主导意识形态认可的意义上。对这个“原理”的确定,主要通过引经据典来获得真理性的绝对权威,由此构成整个文学理论学科的主导学术内容。文学批评面对创作实际,也不可能提出什么超出这个绝对纲领的观点。这种情况延续到“文革”后的“新时期”,讲授的知识依然老旧僵化,勉为其难的修修补补也不可能有什么起色,因为有那么多的原则性问题不能触动,它本身就是长在特定基础上的体系。尽管如此,人们却不得不尊重它的历史存在,这门课程在大学中依然起着主导的作用。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实践的结合,才使文学理论偏离那些规范原理。加上大量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引介,给文学理论学科注入更多的理论资源。文学创作实践也开始偏离原来的元理论体系。进入90年代,当代文学理论已经呈现开放势态。尽管依然有一部分固守过去的规范,但相当一部分人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多方面的学术资源。文学创作实践更多地转向了个人经验,并且与当下活生生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而元理论体系只在大学课堂上发挥作用。那些旧有的原理规则显然不能与当下实践紧密结合,与新的理论资源结合的文学批评对日新月异的创作实践给予了更有效的阐释。

  曾经作为规范的文学理论,现在并不能规范文学批评,更不用说规范当下的创作实践。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特殊时期的历史,但不能有效解释当下中国的文学创作实践。当代批评与旧有的文学理论分道扬镳,主要是时代变异使然。

  但显然,多数人并未充分意识到,也不愿认识到此一现象。建构文学理论的“中国流派”的呼声一直很高。文艺学学科在大学教育体系中占据的重要位置,使它依然具有强大的重构能力。但是重构什么?其重构的目标依然在元话语体系,依然要创建一门理论对文学进行普遍有效的解释。分歧的焦点在于,建立一个元理论体系是否有必要,是否可能?我们绝不会否认过去的文学理论在中国革命事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会承认它在“文革”后兼收并蓄所做出的重要成就。但我们今天不得不指出,这样的一种元理论话语体系,这样一种用来规范文学学科、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实践并且解释全部文学基本原理的元理论体系已经力不从心。这种理论的使命已经结束,它随同那个一体化的思想和文学时代已经结束。

  当然,多数人不会承认这种结束,即使在西方也不愿意承认。2004年夏天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来自美国的一位文学理论刊物的主编(W.J.T.米彻尔)作了一次讲演。他的讲演稿发表在“文化研究网站”上。他也拒绝承认理论终结的说法。他说道:

事实上,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并没有终结。虽然文学受到媒体的冲击走向了边缘化,但是弗莱(Northrop Frye)、米勒(J. Hillis Miller)、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已成为不可多得的遗产,它们已经从文学机构撒播到文化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包括媒体、日常生活、私人生活领域和日常经验中。

  同时,文学理论本身也向各个方面播撒开来。在美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理论死了,已经终结了,关于理论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身为一个大的文学理论杂志的编辑,我坚决反对这种说法。文学理论自身并没有消亡,只是发生了某种形式上的变化,它已转而研究新的对象,如电视、电影、广告、大众文化、日常生活等;文学理论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话语。①

之所以引述他的这段话,是因为他的话正好表明理论的终结或转向。米彻尔坚持理论不会终结,但他说的“理论”可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元理论或“大文学理论”。像米彻尔这样的大牌文学理论主编当然不至于分不清理论与批评的区别。对于他们来说,理论只是批评,他们无法理解什么“元理论”,那些能解释所有的文学现象的理论模式,能把所有的文学本质规律一网打尽的大框框,这种东西,他们想都不敢想。就是像韦勒克的那种“文学理论”,也是建立在对新批评等流派基础上的文本分析。沃尔夫冈R26;伊塞尔的《语言的艺术作品》,大半篇幅在分析诗歌的语言修辞,并没有触及普遍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在米彻?或米勒等人那里,被看作“理论”的是什么东西呢?那是指在对文学文本进行分析时,包含更为复杂的推理步骤。当年解构批评就被认为是一种“理论”,在整个后结构主义引导下的文学批评,都被视为“理论性过强”,大体也都可以被看成是“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西马”、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学等,都是“理论”。而所有从事文学分析的人中,德曼又是被看成最具理论性的人,德曼可以被称为“搞理论的人”,但把德曼放到中国来看看,他的那些研究是具体得不能再具体了。他在1966年写的关于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不用说是具体的批评分析;他后来最具有解构色彩的对卢梭的《忏悔录》的分析,与我们理解的元理论相去甚远;他最具理论性的论文《时间性的修辞学》,充其量也只是一种诗学修辞理论。德曼后来在《重视内在的一代》中,谈到他的前代人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同代人时指出:“所有这些人都成功地参与了政治,但是,他们的成功是如此的短暂,以至于他们只好将这一段生活完全抹去,把它看作是一个短时间的偏离,看作发现自我的过程中的必经之路。”② “文革”后的中国的文学家们都反思过“文革”,并且庆幸自己离开了那种立场和态度。多年过去了,有理由怀疑:作为一种处理知识的方法和对待知识创新的态度,有多少人真正从意识深处抹去了那些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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