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版
       

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3

作者:陈晓明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和讯读书
  很显然,西方的文学批评也一度在观念性的领域里挣扎过一阵子,在“左派”盛行的年代,也是理论的黄金时代,庞大的意识形态的立场,需要理论来做支撑。在后冷战时期,西方左派的势力有增无减,但也不得不向更加学理化的方向位移。左派当然不认同“理论终结”的说法——这与“历史终结”的说法如出一辙。但米彻尔的争辩有气无力,他声称理论并未终结,并且向着对图像的分析延伸,在我们看来,像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文学理论变成图像理论的一部分,而且沦落为图像分析,这不是理论的终结是什么?这哪里还有文学理论?但在他自己看来,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文学理论对于米氏等人来说,只是一种批评方法,与大一统的元理论无关,这种方法面对文学文本与面对图像文本有什么区别?那些理论术语,诸如隐喻、象征、表现、相似性、描写、再现、意象、内在的活力等等,这都是文学理论/批评惯用的术语词汇。其分析的方法思路与阅读文学文本没有区别,重要的是,米氏坚持的那种现实关怀和批判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坚持的学术立场,依然贯穿始终。就此而言,米氏当然有理由认为理论没有死亡,而且还在焕发新的活力。但米氏“理论”的存活,换到中国当下现实的语境,则就只能理解为批评实践。而且还有一个颇为招致非议的名目:文化批评。

  中国的主流文学理论一直被宏大观念所笼罩,被本质规律之类的思维定势所迷惑,以为这样就最接近真理,这样就最能穷尽文学的意义。这种整体性的、合目的性的元理论思维方式,直到今天还在支配着人们,以至于人们一直在呼唤建立中国的文学理论学派,这一诉求依然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元理论诉求。“中国文学”这个概念只是在与历史语境发生关联、与汉语修辞发生关系时才有强调的意义,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谈论文学就是“文学”。而且文学在现代语境中,一直是在世界文学的体系内来理解民族国别的文学,没有超脱世界文学框架的国别文学,更不用说“中国文学理论”这一概念更是现代性的产物,是世界文化体系中产生出来的东西。这个概念看上去在强调特殊性,实际是一种本质论的普遍主义在作怪,它试图用一种本质论的概念来涵盖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而不是面对具体的文学说话,不是理解每一文学文本的独特性。在这种观念中,一种民族国别(国家主义)的观念凌驾于文学之上,文学(理论)实际只是这种意识形态诉求的附属品。

  在这里,阐述元理论的终结,并不是说文学理论研究和有关课程都没有意义。在大学现行的建制下,“文学原理”一类的课程很有用处,它使学生可以尽快掌握文学的一般本质规律(尽管随后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让学生明白那些本质规律并不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我想指出的只是,在整体性和本质论意义下完成的元理论(主流文学理论),已经取得辉煌的成就,它已经在这个意义上穷尽了这种理论的所有意义,再对此做出努力是徒劳的,它的伟大意义随同那样的历史时期,随同那样的文学时代已经完成。现在人们如果还在跃跃欲试,汇集人力物力去建构这种元理论体系,建构一个大一统的纲领性文件,雄居于各学科之首,引领全部的文学理论,那只能是乌托邦。实际的情形也正是如此,不少人还要梦想建构这样的理论话语,想把过去的遗产变成现在的宝贵财富,这样的理论聚宝盆是不存在的。那样的元理论体系只是特殊时期的产物,不会是永远有效的真理。

  文学理论这门学科——如果它依然存在下去,并且势力雄厚的话,它应该更多地朝具体的批评发展。事实上,当代文学批评依然没有形成气势,这主要是学院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相脱节。目前被称为文学研究的领域,主要是由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两方面构成,文学理论的兴趣集中在元理论话语的反复演绎,而文学史的研究则更像是历史观和理论观的具体展开。实际上,文学史研究除了教科书写作外,应该都接近文学批评。因为它主要是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对其文学史意义和地位给予认定,这两点都可以说与文学批评相一致。我们通常理解的文学批评是指对当前作品评论,而把所有非当前的文学研究都称之为“文学研究”,似乎一有历史感,文学批评就具有了研究性质。而研究就是带着理论和历史的眼光,仿佛当前作品的评论只是就事论事。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下性的文学批评原来是理论批判的附庸,后来变成作家作品印象记和读后感。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源还在于元理论体系。学院的文学研究者正是被元理论所阻挡,不能面对当下的文学现实进行发言。元理论形成一套自己的资源,一直在那些“本质规律”里翻跟斗,元理论研究像是炼金术,它总想在普遍性命题中炼出真金白银。

  事实上,近年的学院文学研究已经发生相当深刻的变化,特别是文学理论(或文艺学)这门学科充满了活力,开始走出元理论束?的困局,向着批评转化。在主流文学理论的旁边,多元化的理论研究正在展开。目前情形主要是向西方现代理论研究转向,这些研究当然带有“批评”性质,也就是重视个案研究,对具体理论家(不得不使用这个引起歧义的术语)的探讨,就像解读一部文本一样。区别只不过是,面对文学作品更多的阐释审美经验感受;而面对理论文本和观点,要阐述这些理论的来龙去脉及其逻辑关系。这些阐述不再有那么强的元理论观念,其批判性也不再偏执于意识形态立场,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建立什么具有民族国家标志之类的体系的愿望。文学理论正在最大可能地吸取国际学界的成果,这是一个艰难且需要胸怀的漫长过程,只有真正在理论的同一层次和水准上对话,才有学术的创造性发生。而对这一领域而言,只有文学批评可以抹去理论的民族身份,因为理论资源可以共享,可以面对不同的文学文本,例如对某些具有民族身份特征的文学文本的探讨,会使人们处在同一学术层次上。如果只是在理论原创性上过分强调民族身份,强调东方西方的对立,就不会有结果。因为,中国长期被一种元理论话语支配,要在短期内有理论的原创性,是不切实际的想法。那无非是靠一些民族国别的标志性的特征,来完成“承认的政治”的殊荣。

  当代文学理论转向不可避免要向文化批评发展。文化研究这个概念显然有点令人生厌,它的霸权特征,也使处在文学理论困境中的人们心怀不满。如果换成“文化批评”便会缓和些,这也应了理论向批评转型的思路。正如米彻尔所论述的那样,文化批评并没有消解理论,而是使文学理论找到了新的更有当下活力的资源。不管怎么说,当代社会正向着一个符号化的形态发展,符号化也意味着一切向文化象征领域转化,文化的力量比任何时代都强大,文化的功能也比任何时期都复杂和生动。文学理论恰逢其时,它一旦不再故步自封,而是以开放势态去迎接当代学术和文化的挑战,就可以大有作为。它可以通过对当代符号化的文化现实进行分析阐释来获得生命力。在这样的状况中,理论不再是铁板一块的概念,也不是对本质规律的穷尽,而是化解到无数具体、独特、生动的文学文本中,化解到文化现象中,化解到图像和任何符号中,化解到一切的感受和体验中,这是理论死亡而又迅速复活的时刻,这是没有理论而理论无所不在的时刻,这就是理论幽灵化的批评场域敞开的时刻。

  

感谢您的参与!
查看[本文全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