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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与大众媒体的关系1

作者:陈晓明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和讯读书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R26;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说过:英语文学批评是骑在战时民族主义身上兴起的一门学科。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兴起,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建构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有赖于文学批评作为变革先驱开拓突破之路才可能向前推进,五四新文化运动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的文学批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与大众媒体互动发展,它们在现代性理念和社会建构方面达成一致。就思想文化意义而言,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而展开的历史实践,具有历史自主性的知识分子,主要以大学和大众传媒为生存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里,没有来自国家意识形态的直接干预。在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理念,与国家和民众的理念基本共通一致。总而言之,新文化运动就是推动中国经典化的文学平民化和普及化,文学批评正是借助大众媒体完成了伟大的现代白话文转换运动,同时,也展开了现代性的社会理念、知识和审美感知方式的传播和普及。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在文化上所提示的一系列的现代性理念,都与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建构无产阶级的“普罗文艺”、人民大众的文艺理想,由此促使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化。关于中国文学艺术的民族化、平民化和通俗化,一直是中国革命文艺的美学理想。由于这个理想中一直隐含着启蒙教育的动机,这个理想又具有精英主义的特征。当社会主义的文化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文化时,它与大众传媒还处于平等平行的关系,它们的社会理念和知识话语也具有一致性。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是多种文化并存的地方,虽然国民党有比较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对赤化的社会主义思想采取排挤压制方式,但左翼文化运动的声势还是相当强大的,这就有赖于当时的大众媒体创建的公共空间具有相当的自由度。左翼的文学批评一直在倡导这种理念,即文学艺术应该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的有力武器。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文化取得领导权,所有的文化艺术都变成人民大众的,但又都不是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也就是说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众传媒当然也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准确地说,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内,并没有一个西方新闻学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因为,我们的媒体是“人民的喉舌”(the mouthpiece of People),而不是“大众媒体”(mass media)。中国大众媒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根本不存在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的出版社、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开始自负盈亏时,文化生产不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机器,而开始转向市场经济,由此开始出现文化市场。但报业传媒依然没有放松意识形态的支配功能,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出现第二轮的市场经济浪潮,图书出版发行更大规模地走向市场,报业传媒的市场化趋势才随之加剧。“大众媒体”得以形成,我以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媒体的市场化。报纸传媒业自身经济运作的结果导致它要加大市场化的力度,除了少数的党报党刊可以从财政拨款中获得经济支持,绝大部分的报纸都要靠自身的发行量,特别是广告收益才可能支持下去。报纸不得不追求发行量,这要以市场为导向,适应读者的品位,而不再单纯是上级的方针政策。

  其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高速发展,确实给社会各阶层提供了谋取经济利益的巨大空间,正如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样,报纸的意识形态诉求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经济利益的期盼。经济利益带动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实际消减了政治意识形态功能,这为报业转向大众传媒提供了内在动力。

  其三,广告业的迅速发展。广告业的发展为报纸的发展提供了实际的经济支柱。广告费取决于发行量,这使报纸更具有产业性质。特别是最近几年,出现了一批股份制的报业集团,甚至民营资本也介入报纸,在这里,报纸主要是一种文化产业,广告为它们的生存提供了经济运作空间。这样的报纸必然以普通民众为诉求对象。

  其四,报纸从业人员队伍的变化。越来越年轻的人才充实到报业中,专业化的报业经营者开始掌握报纸,年轻的职业编辑和记者成为当今报业的骨干。这一切,都使中国的报业很难再充当意识形态的简单工具,而是更具有大众媒体的特征。尽管从管理体制方面看,中国的报业媒体并没有发生多少根本性的变化,但人的变化促使其内涵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代人的观念、一代人的知识结构、一代人的价值取向,都促使当今中国的报业媒体开始具有大众传媒的特征。

  正因为中国的报业传媒与中国当代新兴的经济发展,以及更年轻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相关,它正向着大众文化的方面推进,这使它不可避免与文学批评这个更具有稳定性的文化类型分道扬镳,以至于在它们发生交合的环节出现严重的错位。

  正如前面所论述过的那样,中国的文学批评长期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文革”后逐步具有了艺术自主性的特征。随着年轻一代的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的崛起,他们带来了新的观念和知识,新的话语和表达方式。在观念的意义上,中国当今的批评话语与大众媒体没有深刻的裂痕,在实际的语言表达方式和知识运用方面,媒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显得落后和贫乏。学院化的文学批评实际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批评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在青年作家和青年学生中有广泛影响,这主要是通过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产生作用。有一点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时期,以至在80年代上半期,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与报业媒体的话语没有任何区别,大家使用的都是同一种语言,同一种表述方式;但在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学院派的文学批评却与报业媒体的话语表达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前者的专业化程度显著提高。文学批评成为一门专门化的学科,它特别与西方的现代文艺理论相关,受到西方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学院派批评,显然很难做到通俗化和普及化。也就是说,它们很难在话语表达方式这一点上与大众媒体同歌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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