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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一种奇怪建制?2

作者:陈晓明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和讯读书
  但德里达在这篇访谈录中的回答,有时对“超验”的解释又有“超验主义”的神秘之意。这种“超验”与现象学的“超验”严重不同,甚至是相对立的。因为这种超验是神秘的经验,它来自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实际上是指超出文学本身的可理解性的神性体验的阅读经验① 。

  德里达进一步解释说,文本中存在着召唤文学阅读并且复活文学传统、制度或历史的特征。这种知性结构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中,是一种非真实的东西,它包含于主观性之中,但它是一种非经验主义的主观性,它与一种主观间的超验的共性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说,不可能有一种纯粹的文学品质在阅读中被纯粹地阅读,阅读文学文本总是会与超出直接文学经验(假定有这样的纯粹经验)的主体意向性的更为庞大的经验结构联系在一起,对文学的阅读总是不可避免这种超验的阅读,如果要武断地中止这种阅读,就会毁掉文本的痕迹。但每个文本总有其独特性,文学总有自我的同一性,否则文学同样也不可能存在。德里达的观点是,文学处在自身和其他类型的文本的交界处。

  德里达直接面对的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对文学处置的例子,其一是海德格尔式的把文学与哲学置于平行同等的地位的做法;其二是萨特式的把文学看作是一种先于存在的本质。在海德格尔那里,诗与思具有同一性,在思的最高境界里,诗与思,也就是文学与哲学达到同一。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甚至诗或审美就是哲思的最高境界。萨特的观点与其创作实践显然存在一定的矛盾,萨特的文学作品与其哲学如出一辙,很难分辨他的那些文学作品与哲学命题的根本区别。但萨特在《何为文学》中表达的观点却显然把文学本质化了,萨特的文学观秉持了法国形式主义的传统,他强调有一种独特的文学本质,一种文学的自足世界。但德里达的观点却在两极之间摇摆:承认有一种区别其他类属的自身的同一性,但对这种界线的确认持审慎和反思性的态度。

  德里达的激进立场试图表明,我们用现有的文学标准来确认这些“文学作品”作为文学作品是不成立的,现有文学法则既不能确定现有的作品,也不能把那些非文学的作品排除在文学的范围之外。比如说文学能够表达思想,哲学也能表达;文学能叙述故事,历史也能讲故事;如果说文学有修辞,历史文本也有修辞,很多哲学作品也有修辞;如果说文学有情感,一些历史书籍、自传、历史传记,它们是属于历史文本还是属于文学文本?它们也有实录,也有虚构和情感;如果说文学有人物描写,历史文本也有。在中国古代可以看到文史不分,而米涅的《法国的革命史》、 雅各布R26;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李亚平的《帝国往事》系列等作品,都可以读出很多的文学性。如果说,文学作品用思想来感动人,同时我们也会发现,文学和哲学完全混淆在一起,我们称之为文学的那些作品,读出来的都是哲学,和我们阅读哲学读出来的东西,甚至没有更多的区别。比如说,20世纪很多的作品,受到意识形态谬说的影响,它们是在哲学的影响下激发出的,很多的文学观念是在那种情况下出现的。我们会发现文学经常和哲学或历史混在一起,把它们撕扯开、区分开则非常困难。

  当一部作品被确认为作品的时候,在德里达看来,它调动了很多非文学的因素。这不过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我们说还有哲学,当它有故事的时候,我们在现实的层面说它有意思;在说它显示了作家的一种高贵性的时候,我们会说它有人民性,有道德;更为极端的是,德里达提到,他在把一部作品确认为作品时,依靠的是法律,而不是文学。德里达认为,一部作品的独特性的存在,不是依赖它的独特的文学魅力,不是依赖它的独特的文学性,它依赖的是文学外的东西。所以德里达不断地去探讨文学和法律的关系。在法律系学界有一个学派叫解构主义学派,这个学派就是受德里达影响。法律中的解构学派,用文学批评的解构的方法去阅读法律,去讨论法律。大家知道,法律是一个最确定无疑的东西。但是法律会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为什么某人去申辩有道理,比如说明明一个人杀了人,最后他的辩护可能使他无罪释放。假如另一个人没有杀人,没有去辩护,也可能被枪毙,说他杀了人。那么,法律在哪里?正义在哪里?法律和正义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法律是那么地富有文学性,法律就是文学,文学就是法律,所以德里达把二者混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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