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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文学:重建启示价值2

作者:陈晓明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和讯读书
  2011年的春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埃及强权统治倒台,利比亚反对派发难,卡扎非遭遇多国部队空袭。另一边,日本地震海啸,悲情之余,却又爆出核电站事故,核污染的威胁谁能知道真相?如此世界,看上去已经不美。在中国,似乎一枝独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铁已经准确无误地标明了中国的发达,但不时爆出的腐败丑闻和惊人事故,也并不都是令人心安理得。文学在今天实在无能为力,但并不构成文学无所作为的理由。世界越是如此不堪,文学越要有所承担。

  在今天,要求文学如何如何已经是不切实际的做法,且也是不尊重文学的态度。中国批评家一直自以为高明,认为存在着某种理想化的文学,那种文学与所有的文学既定的历史与现状无关,可以从批评家的空想和自以为是的标榜中产生出来。正如罗蒂所说的那样,相信文学就是理解文学,不是用旧有的知识去套用今天的文学,而是进入文学,进入作品文本,去开启那里的世界,去迎接那里的世界。“必须允许它把你知道的大部分知识融入一个新背景中”,在今天,要相信文学能给予启示价值,不只是说给普通读者听的,同时也是说给批评家听的。在今天,当文学遭遇如此现实、如此命运的时刻,文学批评就要有能力去打开文学创新性的世界,这就是文学正在如此这般地发现的世界,文学家正在给予这个世界如此这般的启示的时刻。

  在今天,当我们说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极其含混的指称,当今的文学已经划分为极其不同的类型、极其不同的层次、极其不同的建制。我们所强调的文学的启示性价值,可能还是要从传统纯文学的那类文学作品中去寻求。当今时代,因为商业化或市场化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也只有少量的文学可以坚守住传统的领地。这并不一定是因为这种文学如何有着自觉的崇高和虔诚,而是在于作家们形成的文学习性,文学的惯性如此。例如,这种车只能在这种道上跑,如此而已。但因其沿袭传统的源流,传承着文学传统至今的血脉,我们的文学经典的历史赖以存续——正因为此,我们肯定着这种文学。

  这种文学虽然数量很少,但其作用不能低估,它在为整个文学垫底。如今花样繁多的文学,如果没有这种老道的传统文学垫底,不知如何才能有理由还被称为文学。因为它的老迈的向死的存在——也就是往后延续着三千年的历史,往前连着将死的命运,它的存在显出强大不屈与勇气魄力。如此,其他的文学可以为所欲为,可以码字、可以娱乐、可以恶搞、可以无聊。仅仅就近些年来说,因为有《白鹿原》《尘埃落定》《空山》《长恨歌》《笨花》《檀香刑 》《蛙》《秦腔》《古炉》《受活》《四书》《一句顶一万句》《你在高原》《风和日丽》《天藏》《风声》《风语》(这个名单还可以稍稍扩展),这样也够了——其他文学就可以为所欲为,一个时代有这些作品,文学的历史就站住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有如此高远的目光,纵观历史,翻山越岭,人世万象,尽收眼底。那是张炜的《你在高原》。读这样的作品,实在有如登高望远,令人心胸开阔,如沐春风。张炜在29岁就写出《古船》,一出手就如此老道,这就是天分,这就是文气。文以气为主,张炜作品的那股气势,在如此颓靡的文字书写时代,给出了一种自信。读他的《你在高原》中的第一卷《家族》,会为那种历史暴力所震惊,20世纪的历史如此深刻地改变着每个人的命运,尤其是那些大家族的子弟,如此跌宕,如此颠沛流离。但小说的开头写得多么妩媚。那个女佣闵葵(就是后来的外婆),在花园里遇到了外祖父曲予,曲予向她表白爱情,闵葵手中的花洒了一地。曲予把花一枝一枝拾起,插进清水瓶,他坐在屋子里,一天到晚盯着那束花① 。随后就是曲予带着闵葵私奔。革命的历史从这样的浪漫开始,而后充斥着暴力、变异、断裂和转折。如此古典、如此浪漫的现代前史终结了,20世纪的中国进入了动荡不安的革命进程。这会让人想起,茅盾的《子夜》里,吴荪甫的妻子林佩瑶与年轻时的恋人雷参谋在客厅里相会,林佩瑶手中还拿着那本当年的情人送她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书中夹着的一朵白花掉到地上。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注意到这个细节,认为这是向19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致敬的笔法。中国这部现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要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紧急问题,普实克却看到文学的另一面向,这是文学丰富深厚的美学意蕴所给予的内涵。另一枝花出现在更早些时候的巴金的《憩园》里,那个家道中落的杨家少年,时常还偷着进到憩园里采撷一枝花,送到住在破庙里的父亲那里,父亲当年何其热爱这个园子以及园子里的花朵,但现在却落得流落破庙,东偷西捡。命运与性格、人性与人心、家庭伦理与世间冷暖,被揭示得如此深挚痛楚,让人扼腕长叹。传统文学在当代即?已经支离破碎,也有这些记忆的碎片依然鲜亮明媚,只要几个细节,几个动作,几句言辞,就可展现出其不俗的魅力。在今天的文学书写中,时常以天人感应的方式显灵,也给当下的阅读提示一种不可磨灭的品质。

  我们的作家并未以为文学无所不能,站在高处的叙述固然可贵可敬,作家也有另一种姿态,那是很低很低的叙述。《蛙》拼合了书信、小说叙事与戏剧的多种形式,尤其是那个蝌蚪人,一个日本人杉谷义人不断写着谦卑的信件的叙述,很显然,这样一个外国人/日本人(杉谷义人),其实并不是倾诉对象,只是要把“我”(蝌蚪)的文本写作降低到非全能的角色。“我”只是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不会写的人。没有对历史的完整规划,没有历史自己的规则,只是我记忆的历史,而且,我最终只能把它戏剧化。《蛙》里的叙述人蝌蚪,那是很低很低的叙述,不过,再也没有张爱玲青春妙龄时的“低到尘埃里,再开出灿烂的花来Y43;Y43;”。他只是一只小虫,作为一个偶然的生命,游走于历史的间隙。或者他只是一只蛙,趴在田地里,看世界与人。他充当了一个编剧者,只能编织出荒诞杂乱的戏剧。如此低的视角,却胆大妄为地做出这样的戏剧。莫言在低处运气,像一只蛤蟆在低处运气,这就是老道的自信和胆略!汉语文学能有这样的大智若愚,也令人欣慰。如此这样的书写,能不让我们领悟生命存在之卑微与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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