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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文学的新阶段3

作者:陈晓明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和讯读书
  这部小说令人惊异之处还在于,它并不依赖中国长篇小说习惯于依赖的历史大事件进行编年史的叙事,它的叙事线索只是通过一个乡村农民改名的历史:杨百顺改名为杨摩西,再改为吴摩西,最后把自己的名字称为罗长礼——这是他从小就想成为,却永远没成为的那个喊丧人的名字,这就是乡土中国的一个农民在20世纪中的命运。这部作品开辟出一条讲述乡村历史的独特道路。

  这部小说对乡村中国生活与历史的书写,一改沈从文的自然浪漫主义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宏大现实主义传统,而是以如此细致委婉的讲述方式,在游龙走丝中透析人心与生活的那些分岔的关节,展开小说独具韵味的叙述。这种文学经验与汉语的叙述,似乎是从汉语言的特性中生发出文学的品质。它表明汉语小说在21世纪依然有能力保持自身的独特文学性,并且有着极其丰富的可能性。

就以上几部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来看当今中国长篇小说成就,可以简要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1. 思想高远,境界开阔。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思想性不够深厚而困扰,但我们要什么样的思想性,却并不清晰。20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的思想性依赖时代精神,90年代才开始以个体为本位展开思想性探究,直至21世纪,中国作家对历史的反思和生命体验的感悟,才使得中国的长篇小说有了个人的坚实性和深刻性。如莫言的《蛙》对生命存在的透视,在诙谐幽默中流荡着深切的反思。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描述中国乡村生活可能滋生出农民的自我醒觉意识,说话与友爱的愿望及其困境,这种思想无疑独到,未尝不是在现代历史和生命伦理的高度来理解中国乡村生活。张炜的《你在高原》则以其博大的思想情怀,反思历史,其思想的尖锐和穿越现实的顽强,都给人强烈的触动。事实上,未获奖的一些作品也可以看出作家个人独到、自觉的思考。

  2. 融合传统,贯通中西。自白话文学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就深受西方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在80年代则转向借鉴欧美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经验。但90年代以来,中国长篇小说在思想上和表现方法方面,也到传统文学中寻求资源。莫言、张炜、刘震云、毕飞宇、刘醒龙,在这方面做得颇为突出。他们的作品已经不再那么鲜明地看到西方文学的直接痕迹,西方与中国传统,都转化为个人更为内在的文学经验,更为自然地融会于小说叙事中。八九十年代,每位中国作家的身后似乎都站立着一位西方大师,现在则是个人经验占据主导地位。如此这般的汉语小说,已经无需斤斤计较于西方/中国、传统/现代,以及各种主义的区分,如此这般的汉语小说可以率性而行,自成一格。

  3. 风格多样,个性鲜明。80年代的长篇小说,因为时代反思性背景的同一化,以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显性规范化,艺术风格其实是颇为整齐接近的。例如,历史叙事的整体性、线性的时间结构、主要人物占据的中心化位置、情感的有序性逻辑等,这些现实主义方法的共同性太过明显,给作家个人风格留下的余地就相对要小得多。90年代的个人化叙事,不只是为思想的非同一性建立起开放的语境,同时为表现方法的多样化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作家追求的是个人的表现方式。仅就这五部获奖作品来看,其表现手法与艺术风格差异甚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叙述方式,有自己对长篇小说不同的理解,有自己独到的语言风格。张炜的主观化的昂扬叙述与毕飞宇的客观化的冷峻叙述相去甚远;而同是诡异莫测的叙述,《蛙》的多文本策略与《一句顶一万句》的分岔延异式的叙述大异其趣,但都让人感受到独辟蹊径的高妙;就是毕飞宇在冷峻中透出的光亮与刘醒龙在苍凉中显现的温馨也是各具韵味。

  4. 大气恢弘,游龙走丝。因风格的多样化与个性化,当代小说的格调气象也显示出丰富多样。既有大气恢弘的鸿篇巨制,也有技法细密如游龙走丝的神韵之作。莫言过去的作品多有气势强健的特色,《蛙》则在平实的叙述中透着一股飞越的神气,汉语小说的叙述艺术已然跃进到无迹可求的境界。毕飞宇的小说在细腻中拿捏得十分精准。刘醒龙的舒畅纯净总是散发出一层悲悯气息。当然,张炜的《你在高原》气势宏大充盈,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则娓娓道来,时而诡秘岔开,神龙见首不见尾。如果认为它们是一味高亢或一味浅吟,那就未得其要领。《你在高原》有着非常精湛的小故事的叙述和极富感染力的细节描写,它对人物心理的微妙感的捕捉令人惊叹;同样,《一句顶一万句》对中国乡村现代性起源的另一面向,即乡土中国农民内在自我的生成这种世界性的主题的触及,堪称大命题、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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