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版
       

相信文学:重建启示价值3

作者:陈晓明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和讯读书
  在今天,我们确实看到图像铺天盖地,图像的魅力无穷无尽,书写似乎确实是被挤到一边。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书写的文字或文学给图像做底蕴,图像就什么都不是。张艺谋一度红遍世界,那是他不断地从被人们认为不怎么样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吸取养料。现在张艺谋渐渐有些颓势,至少目前在电影创作方面有些陷入低谷,看看《三枪》如此不靠谱,那是张艺谋完全远离了当代文学的后果。《山楂树之恋》找回来一点感觉,之所以只有一点感觉,是因为他还是没有真正握住当代中国文学的根脉,只是煽情之类的皮毛。当年的红火,《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等等,哪一部不是从文学中获得底蕴。据说张艺谋现在要从严歌苓的小说中找到电影叙事的感觉,这可能是一条回归且更新之路。看看姜文的《让子弹飞》,尽管姜文天分甚高,但文学的最初感悟也是起到决定作用的。

  这些事件或许还比较外在,刘震云的事例或许更有说服力,那是一种因内在的纠结导致的死而复生的文学。这是数年前刘震云还在《手机》里表现出来的困扰。据说小说《手机》成书在电影剧本《手机》完成之后,想必刘震云可能也看过一些电影拍摄的最初场景。他要努力把文学叙事固定在文学的根基上,他既无法摆脱电影图像的诱惑,又无法回避对文学的忠诚。这使他不得不一次次回到“故乡”,去那里探究书写之起源。对于文学书写来说,归乡是一次无止境的精神回归,是对精神自我铭写的温习,是对起源性的书写伦理的祭祀。在小说中,刘震云欲罢不能,他一直追踪到爷爷那里去了。小说的第三章写到了严守一的爷爷严老有如何捎话,让严守一他爹严白孩回家成亲的故事。但这次捎话经历了三次波折,贩驴的老崔、打鼓的老胡,最后是挑鸡眼的老罗把话传到了。但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半。成亲的口信,被口误成是“爹死了”。成亲——意指着生命的重新开始,洞房花烛夜;但它经过多次转述,却被遗忘了,变成了一个悲痛的死亡事件。这次对故乡历史的追踪,也是对口传的信息制度的一次生动描写。口信的嘱托与接受、传递与承受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事件。信息总是意味着一个重大的生活事件,它总是包含着生活的绝对性,例如,生殖、死亡、战争、灾难等。但信息的抵达总是偶然的,信息难以穿越传统故乡的场域,那是由无数的离乡故事构成的重重历史帷幕。故乡是信息的死亡之地,是信息的墓地。关于离乡与返乡的信息的基本内涵总是与死亡、与祭祀联系在一起。这是所有关于家乡记忆书写的经典场景,离乡返乡总是以这样的场景开头或者终结。

  关于口传信息在故乡历史中的困境只是小说叙事表面的含义,从文学书写的角度,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种对故乡历史的追踪,如何引诱着刘震云走进文本的深处。返乡的故事隐含着书写归乡的隐喻。只有对历史、对故乡、对苦难与坚硬的生存事实的书写,文学才能找到扎根的土地。经历了那些炫目的“脏话”,严守一还是要到故乡寻求心灵的慰藉,正如刘震云的书写,最终是在故乡的记忆中,故乡口传的历史中,找到了文学书写的根基——没有这一根基,他的书写软弱无力。

  于是在2009年,刘震云终于出手了《一句顶一万句》,那是由友爱、说话、喊丧、更名、幸存Y43;Y43;构成的杨百顺个人的复杂历史,刘震云的书写回到了故乡,回到文学的乡土中国的记忆中。这种书写仿佛是文字无法书写的书写,不得不写的写。作为对影像涉足最深的作家之一,刘震云不知以何种坚韧和天分去到文字的极限处。从杨百顺/罗长礼的命名中折射出来的痛楚,屈辱的生存史,最后的隐姓埋名,如同文学本身的命运一般。

  文学不断地改名、隐匿,如同那个渴望喊丧的杨百顺一样,他知道他最想做的职业就是喊丧,在那一刻,他能回归他的生命的本质,是其所是。但他却总是不能回,总有当下的历史使之错位,使之延异。他只有通过更名——那个喊丧人的名——罗长礼。文学从此总是更名,不断更名,而后隐匿,无影无踪,但它总是在某个地方,总是在那个让你渴望去的地方,它在看你——那个罗长礼——相信它,相信文学,它在看你。

感谢您的参与!
查看[本文全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