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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4

作者:陈晓明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和讯读书
  当下在媒体上传播的文学批评,显然不同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当代文学研究论文。媒体上的文章的文体、文风、语言都颇不相同,前者要大量调用文学史和理论的知识,后者主要表达个人的直接见解,简明扼要向读者推介某些图书或者阅读经验。因为当下的媒体对读者影响直接迅速,显得日益重要。自由撰稿人因为要在媒体里讨生活,他们与体制反倒保持着一种距离,崇尚民间的或个人主义的立场。或左或右,或中庸或偏激,或接通中国现代血脉,或复活五六十年代气概,都有鲜明的个性,给人颇深的印象。这类批评与学院批评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只是学院批评偶尔客串媒体角色;媒体批评也偶尔介入学院,但终不能左右逢源,必然有所取舍,只能有所侧重。此种分野大有越来越泾渭分明之势,但不管如何,中国文化的作用使得学院批评更多地向媒体渗透。中国当代批评并不能像欧美那样,学院与媒体有着截然界线,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还是一个精英崇拜的完美主义,而不是一个专业崇拜的科学主义。后者会使专业分工精细化,互不干涉,无所谓高低;前者则是崇尚“最好”,崇尚“大儒”“通儒”(大师盛行原因概出于此),认为“大儒”能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比如,季羡林现象就是“精英崇拜”的完美主义在起作用。否则,以季先生一个做东方语言研究的学者,是无法被媒体奉若神明的。换言之,大学的崇高学术地位,也使大学的学院文学批评,始终在社会上、在媒体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学院知识生产对媒体的影响,显然要大于媒体批评对学院知识生产的影响。

  我们在专业学科的意义上来谈论文学批评,主要是讨论、跟踪当下文学创作最新动向以及阐释新近文学现象的那种文学评论。这种文学批评的显著特征是理论性和历史感越来越强,这就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有明显区别。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在意识形态诉求的纲领下来讨论问题,例如,思想解放运动提出反思“文革”,文学批评就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中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因为这些都是针对创作实际中出现的反思“文革”对人的迫害、对人性的践踏这一根本现象而言。因为人性论的批判,实际上是一种价值批评,它避免了政治批判的危险性和危害性。直到80年代后期,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接受了西方大量的现代理论,开始在理论的引介借鉴中重新确立中国理论批评的话语体系,而不是追踪意识形态的运动和任务。

  因此,90年代以后的文学批评,就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时代命题,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立场和观念,也没有共同的知识谱系和表述方式。观点分野,不再是左与右、改革与保守,而是标举批评方法或知识趣味(例如,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或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或后殖民主义),或者是当下创作的现象归纳(例如,对先锋派文学、对新写实、对女性写作、对八零后写作等的阐释)。

  90年代以来的学院批评,严格说来,已经不是对现实的意识形态生产负责,也不对创作负责,而是对学院的知识创新负责,是学院建构学科的产物。其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是由其所包含的知识能量和思想水准来判断,而不是看其对当下创作有多少促进作用,是否会激起当下意识形态的热点——这已经与学院的批评无关了。这在欧美的“新批评”曾经表述为批评的自主性,与文本的自主性如出一辙。这已经是现代理论批评的常识了。这样的学院批评,正如前面赛义德所言,就只能是文学理论。批评不是给创作提供规范性的原则或标准,也不是给文学提供方向道路的指引;批评只是阐发文学作品的价值意义,以此来拓展当代批评话语的言说动力。它提出关涉批评或文学理论自身的问题,而不是当代创作应该如何进行下去的方案。当代文学批评主要属于大学的文学教育体系,其知识生产的对话对象是学术进步及难题活动,是理论的创造。这与欧美大学里的文学研究已经具有相同的学科属性,也属于相同的学术规范。故而它从基本性质上来说,必然要脱离当代文学创作实际。至于它在话语的内涵意义上,是否贴近当代创作已经无关紧要——那不过是它寻求理论活力的源泉,创作实际上可有效影响批评,对批评构成挑战,提出新的文学课题,但这并不等于批评能反过来有效影响创作。因为,不再有作家会听命于批评家的指引或为批评的指责所忧虑。至于那些文学作品的技术性和修辞性的批评,除了具有个案的作用,也不可能产生关于创作的普遍化的规范性意义。尽管批评依然会以文学应该如何如何的理想性方案进行言说,但有一点必然很清楚,这只是批评自身的理论言说。批评还试图在某种普遍性意义上规范文学创作,那显然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当然,至于批评在实际传播中,对文学创作,尤其是对个别文学创作起到何种作用,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它与某部哲学著作,某篇社会学报告,或者是某种宗教的言说可能起到的作用并无多大区别。尽管也还有书评类的批评在媒体产生影响,但那也只能影响文学的传播和发行,影响读者,并不能直接影响创作,文学写作或创作已经是极其个体的行为,没有规范化的体系形成,没有普遍规律可以改变作为个体存在的作家。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批评对当下创作的作用已经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它的影响或许变得更为长期、内在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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