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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焦虑与建构审美霸权2

作者:陈晓明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和讯读书
  很显然,当代中国关于经典的关注在于失去经典制度的那种恐慌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文坛似乎新潮迭起,热点不断,但都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人们几乎无法确认主流趋向,也无法确认经典。没有经典的时代就是没有方向的时代,当代中国文学,乃至人文学科的立足点在何处?目标在何处?谁引领我们前进?没有,一切都处在暧昧之中。相反,近些年的理论批评几乎是反权威的批评,谁有名就臭谁,谁成气候就灭谁!“无知者无畏”就代表了这个时期的时尚,而新闻媒体就是生产这种时尚的加工厂。

  事实上,经典的危机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中国的经典危机,以及损毁/建构典律的压力由来已久。现代以来的中国就一直处在经典的破坏与重建的双重焦虑之中,这种焦虑来自转型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内在变革冲动,也是中国的现代性焦虑在思想文化上的直接表征。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不过是一个明显的象征,现代白话文运动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典律进行了全方位的变革。胡适于1915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的“八不”主张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宣言,当然也是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典律的圣经。他作的《尝试集》取名何其谦虚,就是在再版自序中,他也一再表示这本集子不过是“一点小小的尝试”,居然能有再版的荣幸,这就不能不感谢“读这书的人的大度和热心”了。这些在当时可能是很匆忙的主张和浅显的尝试,不久就成为新文化典律的核心内容。

  现代以来的中国处于剧烈的变革和革命运动时期,这种剧烈变革反映在文化典律制度上,就是旧有的典律制度被破坏,而新的被迅速建立,但随之不久又面临重新建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不过短短几十年,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典律制度却经历了极其剧烈的变动。在20世纪40年代,新文化运动已经建立了一套现代白话文的美学典律,应该说现代性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和文化艺术已经相当成熟了。但对于那些到达延安革命圣地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正面临着思想世界观的彻底转变,也就是说,他们旧有的一套关于新文化的典律制度必须从头脑中清除出去,而新的文化典律需要重建——这种典律可能是他们过去觉得应该蔑视和难以想象的东西。

  建构典律的运动就是建构新的文化领导权(hegemony)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破除旧有的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典律制度,建立“无产阶级”典律制度。所谓“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风格”“民族形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质规律”等等,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典律的具体表述。对胡风的批判是建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这场运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被高度统一起来,完全尊崇革命现实主义的审美规范。现实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典律。典律的建构是一种文化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基础,建构典律的过程也就是取得并巩固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但文化领导权的巩固是一项长期的动态的历史过程,这也就决定了在一定的范围内,典律并不是一套僵死的规范标准,它也要通过各种艺术创新和探索活动使之保持活力,始终具有权威的指导引领作用,以确保这种文化的领导权地位。一种文化典律被强调到过分的地步,就必然导致文化领导权过度扩张,导致审美垄断乃至文化专制的形式出现。“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革命样板戏,显然就是文化典律被强调到过分地步的结果。极左路线要实行极权专制,就要高度统一人们的思想意识,调动一切思想文化资源,使之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因而其他任何形式的文化艺术都被认为是反动和非法的,只有少数被精心制作的样本才被认为真实反映了极左文化典律,才具有革命的纯粹性。

  一种文化典律被强调到这样的地步,也就是革命审美的原教旨主义。它使审美活动完全等同于政治活动,随着这种政治活动的失败,这种典律也必然随之解体。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中国在政治上被称为“改革”时期,在文学艺术方面被称为“新时期”。尽管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处于深刻的变动之中,但改革不是革命,不是彻底的社会变革,原有的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都不可能有根本的变更。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国的文学艺术领域依然是现实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新时期”被描述为“现实主义复苏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政治迫害运动,被描述成是反现实主义的极左路线猖獗的结果。现实主义的一整套规范体制经过新的阐释又获得生机,并重新具有了领导支配作用。所有好的优秀作品都被认为是发挥了或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而所有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或被禁止的作品,都被认为违背现实主义原则。维护现实主义典律不只是来自所谓保守派阵营,同样来自所谓改革派或自由派知识分子阵营。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倾向于改革的知识分子还在努力修复现实主义典律。1998年,《文学评论》发表童庆炳和陶东风的长文《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该文对被称为“新现实主义”的这股潮流进行批评。童、陶在文章中指出,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核心不是简单的复制现实,它要求以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思想“光束”来烛照现实,对现实采取不妥协的和批判的态度。当作家不得不在两极中进行选择时,宁可对“历史”有所“不恭”,也绝不以任何理由认同现实的罪恶、污浊和丑行,而抛弃人文关怀的尺度。他们认为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一方面对转型期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采取某种认同态度,缺少向善向美之心和人文关怀;另一方面,这些作品的作者虽然熟悉现实生活的某些现象,但他们对现实缺少清醒的认识,尚不足以支撑起真正的历史理性精神。童、陶的文章显然是设想存在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理论模式,以此为标准去评析“新现实主义”,认为这股现实主义冲击波够不上“真正的”现实主义。童、陶对现实主义的批评无疑有其深刻合理的一面,在此不加评述,我感兴趣的在于,现实主义作为典律依然在起支配作用。好的作品被称为现实主义,不好的作品受到批评也被认为没有正确地表达现实主义的美学理念。在这种逻辑框架中,最完美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美学理念的作品,则有可能或者说必然成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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