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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焦虑与建构审美霸权4

作者:陈晓明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和讯读书
  总而言之,经典的危机主要是由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概括地说:1. 现代性转型的历史过程迫使传统中国的典律发生变革,并且也实际发生了多次深刻的变革;2. 当代中国的文学典律与现实主义的文化领导权相联系,随着现实主义文化领导权地位受到挑战,当代文学典律也必然处于变更之中;3. 文学内在的创新要求,特别是更年轻一代的作家和评论家的崛起,使得旧有的典律难以规范更有活力的创作实践和创作群体。4. 受到西方当代思想的影响,强调个体经验或个人化写作。

  由此可见,典律的危机不过是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必然反映,没有什么惶惶不可终日的。欧美近二十多年来由于后结构主义思想盛行,反白人中心主义、反欧洲中心主义一直是大学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的潮流。如果说破除旧有的典律在欧美学界是一次主动性的理论进攻,那么,在当代中国出现的典律危机,实际是历史自行解魅化(disenchant)的馈赠。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快或慢都要发生相应的变更。走向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中国社会,不再以一体化的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思想意识,现实主义的审美领导权也必然不再能支配每一个作家和艺术家的头脑。中国社会毕竟给个人,给年轻一代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提供了相对更大的个人空间,这使任何绝对的支配力量都难以起作用。正如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样,中国旧有现实主义典律的权威性,并不是源自中国文学共同体经过各种层面、各个方位的论争、商讨、妥协、兼收并蓄建构起来的。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它是在威权政治的强制性的政治运动中确立并实行其领导权的,因而它并没有在全体作家艺术家的个体审美经验和趣味中具有权威性。因此,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的文学典律有其不正常的一面,现在进行调整和重建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代文学典律的重建确实困难重重,根本困难在于,旧有的典律不再有效推动创新实践,但却依然具有象征资本的命名权力。实际上,旧有的权威体制并没有解体,在某些方面,这些权威体制还有非常顽强的作用,依然支配相当强的社会资源和象征资本。例如,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文学创作奖项,但这些奖项的操作群体与新生的创作实践无关,他们依然在以旧有的典律制度来评判作品的优劣高低。因而权威体制的存在只是在其自身的范围内起作用,作为某种利益集团而分享其由来已久的成果。另一方面,崛起的年轻的文化群体,并没有仪式化的命名权,无法获取和给予足够的象征资本,以确立新的文化资本流通体系,这使新的经典的确立没有根基。

  没有经典的日子确实难熬,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文化失去了方向,也没有底蕴。但是由谁来确认经典呢?由谁来制定新的典律呢?现在是谁也不服谁的年代,老的看小的不顺眼,小的也未必买老的账。1998年不就有过《断裂》那样激烈的宣言吗?那不过是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更大的怨恨、不满和愤恨还未显山露水。足可见当代中国文坛累积的分歧有多大。1999年,中国诗坛有过“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争斗。就在20世纪80年代初,徐敬亚还写过一篇长文,题目就叫做《圭臬之死》,在他看来,作为政治传声筒的经典诗歌已经过时,年轻一代的诗人不再遵循旧有的美学原则,他们有着更为自由的想象空间。历史不过草草地翻过去数页,时过境迁,所谓第三代诗人就四分五裂。年轻一代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的分歧甚至还在加剧。近年来在知识界不是同样存在“新左派”和 “自由主义”的分野吗?现在,上帝已经死了,谁能当真理的最后的审判者呢?在这样的年代,我们可以禁止别人发言吗?不管如何,当代中国已经勉勉强强有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空间,在某种限度内,人们可以大声说话,可以不听命于权威的声音。而有些小胡闹还专爱向权威叫板,当年红卫兵的“造反有理”精神和“文攻武卫”伎俩,现在则以温文尔雅的学理形式重现江湖,只不过现在的战场不仅有各种花样翻新的街头小报,还有更加广阔的互联网。

  总之,文化多元化时代使单一的权威成为局外人;而全球化也使原有的民族/国家的权威性降低;而媒体和互联网则使精英文化变得无足轻重,并使任何企图占据统治地位的永久性规章制度显得迂腐可笑。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称之为个人化的时代?历史转型的时代?文化脱序的时代?后现代或解构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没有必要为没有经典而恐慌,也许多少年后,历史自然会以其他的方式去指认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经典,也许我们从此进入一个不再需要经典的时代也未尝不可。没有经典的日子并不难熬,至少现在我们都很轻松,并且有一种难得的空虚。

原载《山花》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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