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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派的消失2

作者:陈晓明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和讯读书
  当然,他们之中也有比较激进的,其激进之处不在形式主义表意策略方面,而是写作的行为和作为文学写作者的生存方式方面。其最尖锐的感受在1998年10月由一份关于“断裂”的问卷调查和一些激烈的言辞表达出来。

  这些自诩为“断裂”且独树一帜的作家,并不认同批评界把他们与其他同代作家混为一谈。朱文和韩东是两个最典型的决裂者。尽管他们与经典文学的距离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大,但他们明确期望在经典文学庞大的秩序之外开创自己的道路。朱文、韩东都强调他们的写作属于“本质性写作”,这一宣称在理论上并不明晰,我倾向于把他们所宣称的“本质性写作”理解为两重含义:其一,他们的写作只面对文学,他们与所有现行的文学制度及其活动和利益无关;其二,他们的写作直逼他们所理解的生活现实的本质,或者说现实事物的实质——一种类似现象学还原的纯粹事相。

  朱文写作的特性在于抓住生活的某个片断进行敲打,不断探究事物的真相与个人的直接体验之间的距离,把生活及事物拧干揉碎,再重新给定或解除它的意义。朱文最富有争议的作品大概是《我爱美元》(《大家》1994)。这篇小说是对父子关系最彻底的颠覆,这种颠覆并不是纯粹语言形式上或理念意义上的解构,而是与当代生活的混乱现实相混淆,父子关系与个人生活的意义在纯粹的自我反思中显得更加迷离。过多的表象式的描写,使朱文关于“本质性写作”的动机难以辨认。相比较起来,《弟弟的演奏》(1996)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篇长达110页的中篇小说,实则是一部小长篇,写一所工科大学的同一个宿舍里的一群青年学生的故事,对青春期的性骚动作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部小说对青年文化作过如此详尽的反映。但这部作品依然难以看出朱文的反动性在哪里。他无疑比刘索拉、徐星和王朔等人走得远得多,在形式方面,朱文的小说恢复了故事和情节,也不过分强调语言修辞。它的尖锐之处在于道德观和思想意识方面,这些表现只能说比先前的小说走得远,但决裂的反动性则言过其辞。如果不过分追究朱文小说的“决裂”本质,他的小说无疑有非常尖刻锐利之处。这表现在它们对那些生活过程呈现出的事相的刻划之中。朱文能扭住那些生活的某个拐点和痛处,不断敲打,并且有能力对那些怪戾的生活事实进行评判,这是他的小说锐利所在。

  韩东多年来一直是个引人注目的异类人物,他的写作总是以反常规来显示出他的挑战性。早年的《关于大雁塔》等于是给狂热的现代史诗浇了一盆冷水,随后韩东把主要精力投向小说。他一开始的小说写作不能说很成功,那些作品也试图以“关于大雁塔”的思想角度出发,去描述没有内在性的生活过程,这些过程过于散文化,没有展现出叙事的力量。直到《双拐李》《杨惠燕》《在码头》这几篇小说,韩东的小说叙事才显示出特殊的力量。韩东的小说叙事遵循时间框架,他习惯在既定的时间顺序中来展示某种生活或某个事件的全过程。通过把人物的性格心理加以片面化的处理,那种扭曲的快感从叙事的各个戏剧性的关节不断涌溢而出,韩东的小说由此展现出荒诞的诗意。《双拐李》(1998)讲述一个独居的拐子与单身女房客的故事,人物的狭窄心理与卑琐的欲望,在叙事中形成动力机制。双拐李对女性怀有强烈的欲念,但他设想用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结合的方式,和女房客建立某种暧昧的然而也只是想象(意淫)的关系。人物的生活情境被扭曲之后,这些片面的人构成片面的联系和冲突形式,各种奇形怪状的趣味也就自然产生。一个拐子房东和从事风尘职业的单身女房客,这本身就是一种戏剧性的场景,这给韩东捕捉那些变了质的趣味,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在码头》(1999)写一群无所事事的青年在一个渡船码头惹是生非,与地痞和警察发生纠葛。过程和细节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生气勃勃而富有喜剧感,每一个环节都以多种可能性的方式推进,并且使人物始终处在戏剧性突变的状态。人性的恶劣,怪戾的心态,对权力的屈从,都被表现得相当出色。韩东的小说叙事虽然有些有意扭曲人物性格,人物的遭遇也有些刻意推向极端,但他的叙述从容不迫,改变了过去的那种松散状态,依靠对生活的那些错位环节反复刻画,磨砺得有棱有角,而且情节和细节的处理都强化了戏剧性效果,使之变得富有张力。韩东所有的叙事都聚焦于人性的弱点与生存困境的冲突上,人总是以他的弱点抵抗困境,这就使这种抵抗的情境具有了后悲剧的荒诞诗意。总之,对人类的那些根本的困境的揭示,显示出小说叙事的内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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