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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理据

作者:姚中秋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和讯读书
  治理秩序的构造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进路下进行:第一种进路预设,治理纯粹是人间之事,立法者完全从人与人的关系之角度设计制度。此为世俗主义、世间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治理秩序观。第二种进路预设,治理不仅关乎人,也关乎超越者,这超越者在人之上。人间关系不是自足的,必待此超越者予以规范。人间的法律和制度不能自我证成,而必待超越者赋予其终极正当性。超越者将介入人间秩序,并居于主导地位。宇宙秩序涵容人间秩序,并规范、约束人间秩序。自上古以降,在华夏文明圈内,此超越者常被称为“上帝”,上帝高居于“天”。天和上帝两词可以互换。

  尧以降之圣王通常是基于这样的信仰构造人间的治理秩序的。此即“天道主义治理秩序观”。商汤正是基于天道信仰,发展出天命理念与革命学说的。但是,天道信仰也有衰败的内在趋势。此一趋势逐渐显明,到殷商之帝武乙杀天(《史记·殷本纪》: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绝对的、普遍的上帝信仰退隐,殷商王室信仰的对象基本上变成了祖先神灵。以此为开端,殷商帝王的观念逐渐向世俗主义逼近。这种过于狭隘和世俗的信仰,诱发了殷纣王之权力意志与肉体欲望的放纵。

  面对这种败坏与无道景象,天下庶民向上天呼告:“天曷不降威?”(《尚书·西伯戡黎》。)早已成为文化本能的天道信仰在人民中间复苏。周人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而以此作为革命之理据。

  周武王伐殷,首先阐明其天道信仰和天命理念。这就是古文《尚书》所收《周书·泰誓》:

  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

  周武王首先提出构造和维系治理秩序之第一个基础命题:天地为万物之父母,也是人之父母。对于人,上天有好生之德。生字表明,天不是纯粹自然之天,而带有道德倾向。天欲万物包括人,各正其性命。反过来说,人是万物之灵。地上万物中,只有人有知觉,有反应,能行动。如此,天必格外地关照人。因此,天也对人施加了格外的义务。人有自然的责任代表万物,像对待父母那样对待天。也就是说,识天、敬天,依天而行。对人来说,这既是可能的,也是人的义务。周武王接着提出天道主义治理秩序观之第二个基础性命题:

  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人皆为天之子,在这一点上,人是平等的。但人为万物之灵,灵让人区别于他物,人的灵之程度,也构成人与人之间有所区别的重要指标。共同体中之既聪又明者,有资格成为共同体的领袖,为万民之父母。“明”指君王具有较强的观察和判断力,“聪”指君王能舍己从人。

  接下来,周武王将上述两个命题合一,在天、君、民之间建立起关系,而构造出天道主义治理架构之典范: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

  君王不是自行树立的,具有正当性的君王必待上天之树立。上天如何表示自己树立的意愿和对象呢?此选择由上天树立君王之目的决定:天为人之父母,为护佑其民,为了人民之幸福而树立君王,即“保民”。

  这样,在周武王阐述的治理架构中,自上而下依然是天、民、君。《泰誓下》这样概括天、民、君的关系:“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在政治哲学层面上,君高于民,天也要求民服从君。这是秩序的需要,而秩序是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公共品。但在政治神学层面上,民高于君。天从民的角度判断君。《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皋陶谟》中“天聪明,自我民聪明”的一个重新表达。因此,“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据此,君王当敬天而保民,这两者实为一回事。如果君王做不到这一点,上天会根据人民的苦难、不满和愤怒,判断其为暴君,剥夺其治理权,也即“天命”。同时,上天会把人间治理权交给“聪明”者,此即“受命者”。受命者“恭行天之罚”,革暴君之天命,是一项权利,更是一项义务。周易“革”卦《彖辞》清楚地说明了古典革命的性质: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也因此,周人东进克殷,并没有使用大规模的暴力。《周本纪》记载:

  东观兵,至于盟津……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

  《尚书·泰誓上》书序云:“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两者所记地名不同。推测起来,“孟津”当从“盟津”演化而来。此为黄河一处渡口,以前并没有名字。武王在此与盟邦结成“盟誓”,而获名“盟津”。观兵的目的就是结盟。这是周人为取得天下治理权进行的最为重要的准备。在这次结盟会议上,周人向诸侯阐明了未来的建国纲领,与诸多诸侯达成一致。可见,周人革殷商之命是透过联盟的技艺展开的。

  即便对阵殷商,大规模的暴力也是多余的,如《周本纪》记载牧?之战:“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殷人愤恨纣王无道,而背叛了纣王,他们甚至急切地盼望着武王胜利。

  而周人也十分明智,没有灭商,《尚书·武成篇》这样描述:

  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

  周人革命只是清除殷商之暴君,让殷商返回其较为健全的治理状态。此即“反商政”之深层含义。古典革命就是“反”。反具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反对,反对偏离大道的制度和行径,反抗暴虐的治理。但这反抗不是为了宣泄仇恨,而是基于对万民的爱,包括对殷民的爱。第二层含义是“返”,也即返回常道。周人革殷之命不是为了消灭殷,而是为了革除殷政之恶,导之返回常道。这样的革命必然是有限度的革命,保持文明连续性的革命,返回大道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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