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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礼

作者:姚中秋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和讯读书
  周礼分为两大部分:仪礼,经礼。周公创立宗法制,是通过制作“经礼”的事业展开的。经礼是规范公共性君臣关系之礼。周公制礼的本质就是抛开亲情,制定一套抽象而普遍的规则,以此编织天下,联结天下,治理天下。然而,周公所制之礼是什么?周公又如何“制”礼?

  揆之以情理,大多数的“仪礼”不大可能出自某个人自上而下的通盘制定,而必然是作为风俗习惯、作为风尚以自发演进的方式生成的。周公或许会以身作则,而不大可能有系统地制作。而“经礼”涉及天下之治理,尤其关涉君臣关系,这一部分规则体系必出自周公之制作。也只有这方面的规则与制度之制作事业,才足以让周公享有伟大的荣誉。

  尽管如此,周公之礼的形态并不是系统的礼典,而是在个别地封建诸侯或颁布具体政令,或诫命成王过程中零散颁布的。周公制礼之形态就是《尚书》所收周初那些诰文及其他策命文书。这些文书为周公所作,其中蕴涵着重大的礼制规则,它们构成后人必须效法之先例。这些诰命具有连贯性,于具体性中蕴含普遍性。周公通过这些先例确立了周之诸多“根本法”,尤其是君臣关系之基本规则。

  周公策命康叔的《康诰》就是周公制礼之典范,开篇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这是文王所创周人治国之大法,后面的论述基本上围绕明德、慎罚两点展开。周公还阐述了周人的天道信仰观念,“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对于周人来说,这一信仰同样具有根本法意义。文王之法的终极正当性就在于天意的认可,或者说,文王之法就是天意在人间之呈现。而康叔的治理权最终就依赖这两者:文王之法,及上天的眷顾。也因此,康叔也应当敬天,敬先王之法。这正是周公下面要说明的:

  王曰:呜呼!封,汝念哉!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

  周公向康叔指出了治国所当遵循、依据的规则之类型,实际上在描述什么样的律法在康叔的邦国具有约束力,按先后次序共有四大类:

  第一类,文王之法度与先例。

  第二类,殷商贤明的先王之法度。当然,只是那些可“保乂民”之法度。也因此,周公使用了“敷求”二字,康叔当广泛地探寻、发现殷商先王之法度。

  第三类,康叔所治之殷商族群元老之智慧。康叔当从殷人贤哲那里寻找成例、惯例,以治理殷商之民。它们是殷商人民的习惯法,即殷人之“俗”。

  此处之“远惟”与上处之“敷求”,对我们理解封建法的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康叔治理的人民是殷商遗民,那就应当适用他们固有的习惯法。但是,这样的礼俗是需要寻找的。中西封建法律观都以下面的命题为预设,人不可能制定法律,人只能“发现”、“探寻”生活中既存之律法。

  第四类,康叔的父兄,也即周王及其他诸侯之治国法度。

  总之,这段论述对于康叔、对于康叔治理的卫国而言,具有根本法之性质,它规定了什么样的礼法在卫国具有效力。

  接下来,周公告诉康叔如何更为有效、公正地执行这些礼法,关键是“敬”。“敬”可以指向多个方向,周公要求康叔敬畏天意、敬慎礼法、敬爱万民。敬也构成至关重要的周公之礼。它是行礼之精神基础,是一切美德的根基。

  周公要求康叔把敬贯穿于一切治理活动,尤其是“敬明乃罚”。周公具体地规定了可用以刑罚的规则和程序,阐述了君与司法官的关系。周公要求,对司法官的判决,康叔应完全接受,而不可随意干预。周公向康叔阐明了治理那些承担君之各项职事的君子的原则,阐明了管理君子家室的原则。周公要求康叔在任何时候都遵守政典所规定的规则、程序。随后,周公对康叔提出君德之规范:

  王曰:呜呼!封,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

  王曰:呜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无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听,用康乂民。

  “明乃服命”的意思是勉力承担自己对周王的义务。周公向康叔指出了履行自己义务的根本原则,那就是“高乃听”,在重大问题上广泛地谋于卿士,乃至谋于庶民,谋于卜筮。唯有如此,才可以安定、保养万民。接下来一段文字说明了周王与康叔关系之契约性: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听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这是一句典型的契约性句式:你不得废弃常法,当顺从周王的律法。唯有如此,你和你的子孙才可保有卫国之治理权。言外之意是,你若做不到这一点,周王将收回治理权。

  由这份策命书可见周公是如何制礼的,更可明白周公所制之礼的性质。周公所制之礼就是君臣之礼?规范了君臣各自的权利、义务,即便君臣之间存在血亲关系。周公通过自己的作为,确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礼制:通过明确的契约性文书,确定君臣关系。由此形成一份份结构严密而被细心收藏的诰命文书。

  这就是“周文”。文首先是指文书,主要是策命文书。此后,周王与公卿、诸侯的君臣关系逐渐文书化,也即契约化。公侯与大夫的关系、大夫与士的关系也逐渐文书化、契约化。这些文书承载着礼制。周礼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策命而持续地生长、演变。至关重要的是,按照封建法的性质,《康诰》这样针对具体一个人的策命文书,也具有普遍效力,其中之规则也适用于天下所有诸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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