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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其礼,不易其俗

作者:姚中秋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和讯读书
  周人构建天下秩序,还有另一智慧,那就是兼顾法律之统一与多样性。

  周武王就实施这一政策。武王灭纣后,“反商政,政由其旧”。《左传·定公四年》载卫子鱼回忆鲁卫之封建说:鲁、卫之立国“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康诰》中,周公指示康叔在治卫时,当广泛探寻殷先王之良法,尤其是了解殷民之俗。关于刑事法律,周公指令康叔:“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在处理刑事案件时,康叔当完全适用殷人之法。因此,子鱼所说的“商政”,就是殷商之政刑制度,其中既包括判断行为对错之规则,也包括执行这些规则、旨在解决共同体内部民众之间各种纠纷的机制,比如司法审判程序,刑罚方式等。“作新民”,首先当政由其旧,迁就人民之生活习惯。

  但是,既然是“作新民”,那也一定有新制度之建立,此即“疆以周索”。“疆”就是疆理,疆理之对象是土地。“索”就是礼,周公所作之礼。“疆以周索”,就是以周公之礼进行封建,在人与人之间普遍地建立契约性君臣制度。如此,周礼也就灌注于鲁、卫各层级君子群体。

  “政由其旧”而又“疆以周礼”,就是周公“作新民”之大道。《礼记·王制篇》中一段话概括了周人之建国智慧: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周人治理的天下之规模,比起夏、商来,大出很多,被治理对象在政治上、文化上、社会结构上是多元的。面对这一情形,周人十分谨慎、小心地运用治理之最大美德:审慎。他们基于自己在西陲发展、结盟的经验,深思熟虑,尤其是由周公,探索出治理这广大地区、族群的原则:尽最大可能保持普遍的“礼”与特殊的“俗”之间的平衡、互动。

  俗就是小型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各地人民借助于“俗”相互协调、合作、交易,而形成稳定、具有较高可预期性的小范围秩序。周人治理天下,因循各国人民固有之俗,也就是尊重各个族群人民的生命、生活、秩序。这样的态度让周的天下具有包容性,各族群可迅速认可周人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

  不过,假如天下所有人的生活全部由地方之俗调节,人各行俗,而不存在具有普遍性的规则及强制执行体系,那么,天下必然缺乏凝聚力,天下必然离心,甚至陷入暴力争战状态。一个普遍的天下和平秩序之维系,依赖于一套普适的规则体系。周礼就充当这一角色。

  周人明智地在礼、俗之间寻找和保持着平衡。从社会结构角度看,周代社会之规则体系呈现为上下双层结构,分别规制不同人群:俗规制各邦国社会中下层,而周礼规制各邦国君子群体。分封到各地的诸侯通常会在一定层面上坚持礼。借由君子这个社会群体,周礼作为普遍的规则体系贯穿于周的天下。这是天下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关键所在。

  重要的是,经由君子的示范,普遍的礼制规则及其蕴含的价值,借助礼乐文明所具有的吸引力,逐渐由华夏中心向天下之四周扩展,由上层逐渐向下层渗透。伴随这一过程,礼制及其背后的心智于不经意间改变着各地之俗。也就是说,在周代,礼制体系成为一股文明化的驯化力量。它可能与俗之间发生冲突,但终究部分地实现了融合。

  总之,在周的天下架构中,礼、俗之间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大范围的华夏天下之格局,就借助礼、俗之兼容、互动而告形成。天下是普遍的,或者说注定了将是普遍的,会把所有人涵盖于其中。但在不同邦国,普遍的周礼与地方之俗的平衡点又有所不同。

  这就决定了,不同族群、邦国的文明化程度不同,而有华夏文明的中心与边缘之分,而文明化的程度是由封建化,也即周礼化的程度决定的。文明程度不同的邦国在天下秩序中扮演着不同角色。由此形成“服制”。《国语·周语上》记载,周穆王准备讨伐犬戎,卿士祭公谋父劝谏他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

  周人按文明程度,把自己所控制、所了解的世界划分为五个等级,即“五服”。这是一个同心圆结构,不是地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礼制上的。各邦国对周王的义务按照这个同心圆分配。天下各邦国中,对周王臣服的程度越高,对周王应尽的封建义务就越多。

  周人构造天下,处理不同人群、文明关系的上述原则,用现代词语来描述,即为“天下主义”。“天下”以天下意识为基础。尧舜时代之所以成为文献所记录之华夏文明的起点,就在于彼时,合和万国、构造天下共同体之意识?然觉醒。这种意识随着华夏文明圈的扩展趋向于更为明确。尤其是周人的治理权从西陲一直扩张到东方海滨,则其天下意识更为强烈。

  天下是普遍的,涵盖所有人。即使现在不是普遍的,也注定了将是普遍的。因为,天是普照的,而人为天所生,生活于天之下的人们必将形成一个完整的天下。但现实的各族群定有文明程度之不同。面对这种情形,周人并不强行使用暴力,而是接受之,容忍之;但同时,周人也采取涵溶的低调方式审慎地渐进地缩小各族群文明之差异,天下缓慢而持续地通往天下一家的大同状态。

  由此,周人的文明与治理秩序具有空前的扩展能力。周人以分散的封建制,塑造了一个庞大的治理与命运共同体。伴随着时间推移,周的文明不断向周边扩展,“中国”的地理范围也在同步扩展。周边各个族群,比如楚、秦、吴、越等,都在周的礼制体系驯化下,加入华夏共同体,从而在春秋时代,熔铸出一个“华夏民族”,由此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趋向于建立一个更大、更紧密的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动力。最令人赞叹的是,与此同时,华夏每个地区依然保持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维持凝聚力而又保持多样性,这就是人间治理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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