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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万邦

作者:姚中秋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和讯读书
  《尚书·尧典》开篇云: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若稽古”意为稽考古事。它已明白而诚实地说明,《尧典》并非成文于尧舜之时,而成文于周时。推测起来,大约是周室史官或瞽师稽考历代口耳相传之史而写定,因此它读起来是明白晓畅的韵文。

  经文首先列举帝尧七德,此处之“德”为德行。帝尧之德共两组。第一组是治国之德。

  帝尧德行之首为“钦”,钦就是敬。敬是一种精神状态,紧张、诚悫、专一。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态度面对天、神、人、事、物等,严肃、负责任。对未来可能的风险则尽可能做好应对准备。敬是其他一切德行之心理前提。帝尧以敬为德之首,对于华夏族群具有典范意义。此后五千年,敬始终在华夏—中国德行纲目之首,历代圣贤也反复发明、重申之。

  帝尧之第二德为“明”。明是视觉的卓越品质,说明帝尧具有高超的认知能力,对九族、百姓、万邦各自之特征,对这些共同体横向、纵向间的关系有准确把握。更深一层,帝尧对于人之天性,人之上的超越者等,都具有准确的理解。

  帝尧之第三德为“文”。文就是礼文,礼乐,及由此礼乐所塑造的高贵、优美的形象。人皆有向往文明之心,帝尧以其“文德”获得人们普遍而诚心的尊敬。而此后,华夏文明也总是以“修文德”吸引远方之人。

  帝尧之第四德为“思”,也即“塞”。《皋陶谟》中皋陶论“亦行有九德”,内有“刚而塞”;而《舜典》记载,帝舜命夔教胄子以四德,内有“刚而无虐”。可见,“塞”即“无虐”。明、文均具有刚的倾向:明即明察,文则高贵。两者若失之于过,则令人敬而远之,不足于协和万邦。帝尧道德纯备,虽明、虽文,而不苛虐。

  帝尧第五德是“安安”,意思是“晏晏”,和柔、宽和。

  帝尧的第二组德行是“允恭、克让”。不懈于位曰恭,帝尧在天下共主位上,能恪尽职守,履行共主之位所要求之义务。推贤尚善曰让。帝尧完全以公心对待位。因此,他能谦让此位,而不贪恋此位,以确保此位的公共性。《礼运篇》说的“天下为公”就是“克让”。

  帝尧正是依凭这样的伟大德行构造天下。帝尧确立了华夏之道的根本范式:德行为本。帝尧以自己的伟大德行展开构造天下之伟大事业: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帝尧本人具有建国者之伟大美德,此即“克明俊德”。《史记·五帝本纪》把这句话转写为“能明驯德”,《索隐》“言圣德能顺人也”。帝尧彰显自己的“顺人”之德,以使九族相互亲睦。

  “族”是最小的共同体单元。《白虎通义·宗族》这样解释:“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族”是长期共同生活的一群人,其间的联系纽带主要是感情。此感情可能来自血缘,来自婚姻,但也可能来自同一地域的共同生活关系。族并不单纯是血缘团体,关键是长期而密切的联系所产生的恩爱之情,这是今人所说的“熟人社会”。它是自然地形成并保持长期稳定的最小的社会治理聚合体。

  天下由这些族组合而成的。但从族到天下需经过几个层次,形成大小不同的共同体。帝尧运用不同的原理,构建或者说稳固不同层级的共同体:

  首先,若干族聚合而为“九族”。“九族”是生活在相邻地区的若干群人联结而成的较为紧密的共同体。“族”是自然形成的,“九族”则带有人为的成分,需通过特别的努力,以具体制度联络,这就是“亲”。九族因此而结成封建之“家”。

  “平章”是辨别、彰明,“平章百姓”就是分别“百姓”,令其相互分别,不相混杂。“百姓”是百官。在古典时代,姓、氏均与治理权相关,是对较大范围内若干家行使治理权的那个优势之家的标识。以其为中心构成“国”。“百姓”就是百国,百国之君也即诸侯在王室任职,就是“百官”。

  诸国之间可能产生冲突,帝尧必须减少各国之间的纷争,建立和平秩序。“平章百姓”就是厘定各姓之治理权,这包括:帝尧承认各姓诸侯既有之治理权,这是一种“承认的封建”。其次,借助于帝尧的承认,“百姓”也即诸侯也相互承认彼此的治理权,确认相互间的权利、义务。经由这一自上而下的承认与相互的承认,作为天下之组成单位的共同体——国——内部的“君道”,也在各自国内树立起来。这一点对于国维持其内部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反过来,诸侯内部权威之稳定又可减少各国彼此冲突的可能。

  可见,“亲”与“平章”以及它们所达到的效果——“亲睦”与“昭明”,在性质上是相反的。

  在此基础上,帝尧更进一步,“协和万邦”,构建和平、合作的天下秩序。协者,协调也?其目的是“和”。“和”以“不同”为前提,目标则是寻求“不同”的各方之相互应和。“和”绝不等于“同”,“和”恰恰反对“同”。“不同”绝不是劣势,而是巨大的优势。“不同”乃是生机所在。但是,“不同”也可能导致疏离,引发冲突。让“不同”发挥优势的唯一方案就是“协”,而达到“和”的状态,也即,让不同的人和群各自发挥优势,形成合作、互补。由此,各方均可从中得到合作收益。文明就依赖于这样的“协和不同”之智慧:让“不同”各自实现其天性,同时让其处于相互协调的状态,而共享合作收益。“和”是处理“不同”的唯一健全方案。

  “和而不同”就是中国一大治理智慧。周太史史伯曾对郑桓公论“和而不同”(《国语·郑语》。),晏子曾对齐侯论“和而不同”(《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也曾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篇》)帝尧的伟大恐怕就在于具有了协和的意识,也掌握了协和的技艺。协和在华夏治理之道中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万邦”当实有其数,只是后来,“邦国”的联系日趋密切,相互合并,数量不断减少。帝尧能够“协和”广大地域内的万邦,说明其影响的范围相当广泛,这就是上文所说的“光于四表”之大义所在。

  总之,帝尧能构造天下,因其有“顺人之德”。而帝尧能顺人,则人必有可顺之处。这就是人皆具有之顺人之德,也即人的合作天性。居于领导地位的人或群体只需提供一些制度构想,引导人们循奉自己的合作本性,人们即会广泛参与天下之构造事业。因此,帝尧的顺人之德实为对人人皆有之顺人之德的自觉,而引导人人皆自顺己德。帝尧的历史性作用在于发现和运用了实现人的合作天性之三种进路:情感亲睦,礼法界定,合而和之。这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大法。

  帝尧努力的结果是“黎民于变时雍”。黎,众也。时,是也。雍,和也。众民因此而发生变化,以至于和之状态。“和”是尧舜时代即已确立的中国人心目中社会治理之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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