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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以义而合

作者:姚中秋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和讯读书
  封建的君臣关系是两个自由人以订立书面契约的方式建立的,是“以义而合”。由此,双方的权利—义务自然是相互的,双方均须履行义务,如此才能享有权利。一方如果不履行义务,另一方也就可以拒绝履行义务,乃至解除君臣关系。

  在君臣关系中,臣要享有自己的权利,就须对君履行策命之约所规定、礼法所保证的义务。这些义务构成君对臣的权利,君有权要求臣承担义务,甚至可以动用刑罚,乃至于兴兵讨伐那些没有履行自己义务之臣,以自己拥有的武力主张自己的权利。

  不过,这绝不意味着,臣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臣对君承担前面所说各种职、贡的前提是,君将一定数量的人、邑分封给臣,臣可依靠其中的自有部分维持生活。因而,臣对君的职、贡义务乃是因其从君那里获得了一定的权益而产生的。没有权利,也就没有义务。封建的君臣关系决定了,在君臣关系中,君臣双方的权利—义务之配置虽然并不完全均等,却是相互的。

  作为这种权利—义务相互性的一个表现,臣的义务是固定的,君不能随意改变。这些义务通常由礼法或惯例予以保证,君若违反约定或惯例,臣可拒绝履行额外的义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句出自《诗经·小雅·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作这首诗的大夫抱怨自己承担的职事很多,有人却相当清闲。“不均”二字在《诗经》出现多次。作者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对待。“不均”的感觉固然来自横向的比较,但也必然是因为,包括周王在内的君,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向作者施加了不合理的负担。此处之不合理就是不合礼,超出礼法和惯例所确定的范围,士人当然会抱怨。《诗经》中不少诗篇的作者抱怨自己不能回家,或妻子抱怨征人迟迟不归,实为权利意识所驱动。

  这些被施加了不公平负担的士人不仅写诗抱怨,还会以实际行动反抗。《左传·庄公八年》记载: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

  连称、管至父是齐国两位大夫,他们奉命带领自己的士戍守葵丘。期满之后,齐侯没有下达撤军命令。两位大夫要求齐侯派兵替代他们,齐侯也不答应。大夫们认为齐侯侵害了其权利,给自己施加了额外的义务,决定起而反抗。

  应该说,封建时代人们的正义感和公平感特别强烈,彼时,君臣的权利—义务都有明确的契约记载,或由习惯法确定。每人都清楚自己的义务与权利,并以相互的履行作为自己行为的预期——此即《礼记·曲礼上篇》所说“礼尚往来”的原始含义。对方是否履行了对自己的义务,每个人会非常敏感,哪怕对方是自己的君。这就构成周人之正义感的制度和心理基础,也正是这种正义感催生了诸多武力争斗。

  这种正义感会让臣对自己的君进行判断,一旦认定自己遭到了严重的不公平对待,他就会解除与君的关系。春秋时代有一句谚语:“臣一主二。”君没有履行君臣契约义务,臣可解除与君之关系,而成为另一人的臣。

  基于这些历史事实,《礼记·曲礼下篇》说:

  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

  郑玄注:君臣有义则合,无义则离。至亲无去,志在感动之。

  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有根本区别:父子是自然的关系,因而无法解除。君臣关系却是两人依据自己的自由意志、以契约方式人为地构造的,这是一种利益关系。如果这种关系不再能给双方带来合作收益,更不要说一方侵害了另一方,或把另一方置于不必要的险境,那么,自认为权益受到损害的一方就可解除这种关系。

  因此,封建君臣关系之本质是,君臣以义而合,不合则去。义者,宜也。君有君的权利、义务,臣有臣的权利、义务。履行义务就是合宜的,也即合礼的,也就享有了相应的权利。如果君的行为不合宜,不履行自己的义务,臣可以劝谏君。君若不听劝谏,继续错误的行动,而把臣置于不必要的困难或险境,臣就可以解除这一君臣关系。归根到底,在封建君臣关系中,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义务因为对方的愚蠢而使自己蒙受损害。这类愚蠢的行为已超出封建契约和礼法所预设的合宜的范畴。君臣之合基于双方的同意,那么,离就是双方的权利。

  《论语·八佾篇》所记孔子两句名言,精辟地概括了君臣关系之性质: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孔子所说的“礼”就是契约或者契约一般化后的习惯法,它明确划定了臣对君的义务,也明确了此一义务之范围。君只能在此范围内指使、支配臣,在此范围内,臣也须忠于职事。但这个“忠”不是?于君本人,而是信守两人之约。一旦君对臣的命令超出礼所划定的合宜性之范围,臣就可以拒绝履行。这样的臣,实际上是“以道事君”(《论语·先进篇》:“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一理念构成后世儒家士人精神之骨干。也可以说,在封建制下,君怎样对待臣,臣就怎样对待君。君希望臣怎样对待自己,也应怎样对待臣。这一君臣伦理正是孔子提出的儒家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篇》。)——的社会历史背景。

  由君臣关系这一性质决定,封建制下,士是可以流动的。周人崛起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天下之贤人、士大量归往。当西周天下秩序建立之后,这种流动性趋向减少。但到春秋时代,随着礼崩乐坏,士的流动性又趋加大,进而瓦解了封建制度,制造出“游士”群体。士的流动性是君臣关系之契约性和君臣以义而合之伦理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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