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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

作者:姚中秋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和讯读书
  君和他的臣通过策名委质结成共同体,而相互忠诚,休戚与共。君臣间有严格的尊卑等级,礼制要求臣不得僭越。另一方面,君臣关系却又温情脉脉,表现为伙伴关系。《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晋国贤人师旷这样一段论述: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

  “君”包括周王、诸侯、大夫等君子,上天生民,而为之立君,为的是在民、人中间维持正义秩序。当然,人总有局限性,谁也不能保证君总依君之规范行事。因此,上天又为每位君安排了“贰”。“贰”就是第二个我,也即伙伴。臣是君之“贰”,封建的君臣关系不是后世常见的那种命令—服从式隶属关系,而更接近于一种“伙伴关系”。臣不仅可以规谏君,在万不得已时也可以替换君,废除有重大过失之君。

  晏子一段话从另一个角度阐明君臣关系之伙伴性质,此即“和而不同”典故之出处:“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左传·昭公二十年》。)君臣关系是“和而不同”。臣作为君的“贰”,有义务协助君,那他就该秉持忠心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论君对此是何态度。这不仅是臣的义务,也是臣的权利。只有这样的君臣关系才能让共同体事务得到妥当处理,所谓“政平而不干”。

  因此,后世经学家以“诸侯不纯臣”概括封建的君臣关系之伙伴性质。卿大夫对公侯也“不纯臣”。君臣间关系是主宾关系或友朋关系。《诗经·小雅·鹿鸣》描述君臣饮宴的和乐景象:“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诸侯、公卿被周王视为“嘉宾”。

  封建之君,比如周王,也会用朋友关系或亲戚关系来拟制自己与臣的关系,从而赋予冷漠的契约性关系以情感因素,《经诗·小雅·伐木》: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伐木许许,酾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诸父。宁适不来,微我弗顾。

  於粲洒扫,陈馈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诸舅。宁适不来,微我有咎。

  前两章把君、臣拟制为朋友。《尚书》之《泰誓》、《牧誓》诸篇中,周武王以“我友邦冢君”称呼诸侯。《大诰》中周公也说:“肆予告我友邦君。”《诗经》不少诗句表明,周王把诸侯视为“友”。反过来,《诗经》中多首诗表明,诸侯认为自己是周王之友。可见,君臣为友是周人的普遍观念。

  同时,君臣关系也会被拟制为亲属关系。但与通常理解的做法恰好相反,君自我矮化,把臣拟制为自己的长辈,诸父、诸舅。《尚书·顾命篇》中,周康王对卿士、诸侯说“今予一二伯父”,周王如此称呼同姓诸侯;对异姓诸侯,则常称舅父。君臣关系是人造的契约性关系,理性,以至于有点冷冰冰。为强化联系,君通过亲属拟制,以图在理性纽带之外增加情感纽带。为此,君不惜自我矮化。

  透过具有伙伴性质的关系,君臣共同构造一个“体”,这是由相互依赖的器官组成的完整的身体。帝舜称禹、皋陶等臣为“股肱”,把共同体想象为身体。《礼记·缁衣篇》:“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君是共同体之心,高贵,但终究是邦国这个身体的组成部分,而不能超越身体本身。心须服务于身体,为此,心与身体的四肢之间虽有贵贱之分,但都构成一个共同的事业的有机部分,谁也无法脱离其他组成部分而单独存在,各方当相互服务。

  君臣结成之体高于君臣之个体。《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晏子一则故事,齐国发生内乱,崔氏杀死齐侯,晏子不为君死,也不逃亡,他说:“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君是为民而立的,臣效忠于君也是为了保护社稷,增进整个共同体的利益。君对社稷承担责任,臣才对君负有义务。若君为公益而死,臣自当以死效忠于君。若君为私欲而死,臣则没有义务以死致之。这样,以社稷为中心的共同体就在君、臣之上,双方是为了这个共同的事业而结合的。君也是因其有助于增进共同体的利益而被人们承认、尊奉的。臣真正的效忠对象是共同体的利益。孟子的“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孟子·尽心下》。)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既然共同体高于君,那么合乎逻辑地,任何人不应因君的个人过错而终结共同体之生命。那些自然的、紧密的封建共同体获得了?恒的生命。正是这一点形成了封建时代“兴灭国,继绝世”之观念(《论语·尧曰篇》记载孔子总结周人得天下之道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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