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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位继嗣之共决

作者:姚中秋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和讯读书
  为了让生命更为健壮,更好地服务于共同体成员,封建的共同体拒绝让自然的逻辑支配自己的生存,也即,它不把君位之继嗣交给自然,而透过人为的制度进行理性抉择,故君位是通过“建”、“立”完成继嗣的,由君与其直属封臣共同决定。《左传·成公十八年》记载: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晋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晋]厉公……使荀罃、士鲂逆周子于京师而立之,生十四年矣。

  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愿不及此。虽及此,岂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从,将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从君,神之所福也。”对曰:“群臣之愿也,敢不唯命是听。”

  庚午,盟而入,馆于伯子同氏。

  辛巳,朝于武宫,逐不臣者七人。

  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

  周子即后来的晋悼公,他恢复了晋文公之霸业。但他之继任公位,完全是大夫们集体推举的结果。这些大夫杀死他的父亲,又决定不立他那有点痴呆的兄长。他不能不对这些大夫心存疑惧,大夫们也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双方举行了隆重的“盟誓”仪式,大夫们以此表明尊重周子。接下来,双方举行朝会。由此,新君与大夫们建立正式的君臣关系。然而,有七位大夫不向周子行臣服之礼,不愿接受周子为君。君臣关系只能自愿建立,周子也就不能与其建立君臣关系。持主流意见的大夫们驱逐他们。在此周子继嗣过程中,天意、神意也很重要。

  归根到底,人身性契约关系须由双方的相互承认才可建立起来,哪怕这个承认是出于被迫。因此,如果没有臣本人的同意,则那个自认为君的人与臣之间,就不存在君臣关系。因此,封建君位之继嗣一定是基于臣之同意。

  大夫按照类似的原则安排本家室君位之继嗣。

  总之,封建继嗣的基本规则是根据人意、神意“建”、“立”继嗣之君。君要承担诸多功能,以增进共同体的利益,那就须确保继嗣之君具有这些能力。而一旦能力居于考量之首要位置,那君位继嗣就一定是“建”、“立”,也即“选建明德”,而不是自然的嫡长子继承。春秋时代有“树子”之词。《春秋公羊传·僖公三年》记载,齐桓公与诸侯约盟四条:“无障谷,无贮粟,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树子”是被“树立”的先君之子。“树”就是“建”、“立”。也许,在现实中,君位确实常由嫡长子继嗣。但这只是一个事实,而非礼法。封建的根本原则是君之建、立。真正的嫡长子继承制只存在于家天下的战国王权制与秦以后的皇权制时代。

  在封建体系中,大多数君既是他人之君,又是他人之臣,其继承君位既需得到臣的同意,也需要得到君的同意:大夫之位的继嗣,需公侯之同意;公侯之位的继嗣,需周王之同意。这是重新订立契约、确认双方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程序。周王对世子继嗣的同意表现为“策命礼”,即使在春秋时期,策命礼依然正常进行。

  可见,一个由封建契约联结在一起同时囊括人和土地的封建的共同体,并不是君的私人财产,而是其全体成员的共同财富。故封建治理的基本预设是,一群君子以伙伴关系共同治理该共同体,故君之继任是一个选择之事,而非自然继承之事。唯有如此,君子整体的利益,包括民在内的整个共同体的利益,才不会因为血缘传递中偶然的失误而遭受重大损害。封建的君位共同决策树立机制乃是封建的共同体主义所决定的,反过来强化这种共同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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