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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共和

作者:姚中秋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和讯读书
  封建的共和若仅限于周王、公侯、大夫等君子,实际上是难以运转的,因为社会的中间层是士,作战和庶民管理均由他们承担。共和不能排除他们。事实是,封建的逻辑也向这个群体延伸。大夫之朝会必以士为主体。而在有些特殊时刻,士群体会参与邦国事务而有“国人共和”。“君子共和”是常态的治理机制,“国人共和”是非常状态下的治理机制。

  在古典文献中,作为特定名词的“民”一般指“庶民”,农民、工匠、商人等。作为特定名词的“人”,一般指最低等级的君子——士,偶尔也指大夫。“国人”就是指“国”中之“士”。

  现有文献记载中,“国人”第一次在历史上发挥作用是在周厉王时期,《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厉王暴虐侈傲,国人批评周王。周厉王不听召公劝谏,让人暗地里搜集批评意见:

  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

  厉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反叛、驱逐周厉王的主体是王城的国人。正是国人这次行为促成了周王室的“共和”,也即王位空缺时,诸公卿共同治理。

  春秋时代,“国人共和”多次出现,通常发生于非常时刻。非常时刻方有国人共和,理由很简单。封建时代的军事战斗力和知识、管理技术均集中于士,也即国人手上,只有他们具有捍卫邦国的能力。大敌临境,国君必与国人共和。仅一个卫国,《左传》就记载了若干次“国人”共同参与重大公共事务决策的事件。《左传·哀公元年》又记载春秋末年发生在陈国的一件事情:

  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

  陈国临近吴、楚,这两大国都不能得罪,国人有亲吴、亲楚两种意见。陈怀公无从决定,只能请国人通过站队的方式进行投票。投票是以邑、党为单位组织进行的,而非以个体为单位进行。

  “国人共和”还有另外一种形态,即“大蒐”。蒐的字面意思是狩猎。封建的君臣关系首先是军事性质的,作为君的周王之所以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大夫,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作为臣的诸侯、大夫之屏藩,援助。为确保屏藩的可靠性,君须定期检阅自己的武士。为此,他要求臣在约定日期带领其士,全副武装参加狩猎活动。这就是“大蒐”。

  在大蒐中,君不仅检阅自己的直属封臣,也检阅自己的臣之臣,也即“陪臣”。这样,大蒐也就具有了国人大会的性质,包括士在内的全体君子、国人汇聚于一处。而这样的机会对周王来说是难得、珍贵而重要的。对周王、对所有君子来说,这大约是和平时期,唯一带有全国性质的事件。天下的君子、国人“会同”于此,这就是一次全国性君子与国人大会。也正是透过这样的会同,周王宣示自己为天下之共主。朝会只是具有直接君臣关系的君子的会议,而在大蒐中,周王不仅是诸侯之君,也是天下之王,是所有国人之王。这就是大蒐的重大象征意义所在。由此,大夫、士看到,自己不只是鲁国、齐国之大夫、士,也是周王之士。由此,他们的心灵中还有周,他们将具有天下意识。正是这种意识让周的天下秩序保持完整。

  正因为大蒐具有如此功能,在封建制度尚保持在经典状态时,周王定期大蒐。到春秋时代,王权衰微,周王也就没有朝会,更没有大蒐了。此后,大夫、士完全成为一国之大夫、士,他们的天下意识日趋淡薄,周的天下逐渐瓦解。

  诸侯同样举行大蒐,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规性大蒐,主要是检阅实力。另一类是非常规性的。尤其是春秋时代,各国强势卿大夫发起的大蒐,似乎更多的是一种协商性动员机制,会同邦中全体国人,凝聚对付严重危机的意志。此时,相互争斗的大夫暂停内斗,共同对付外部危机。

  晋、楚两个邦国则最早有意识地运用大蒐之国人大会性质,进行创新性立法。晋文公之后,晋国频繁大蒐,其中多具有全国立法会议性质。封建的法律观念中没有立法,如要进行立法,只能在国人大会中征得最大多数人之同意,大蒐是唯一的国人大会。通过大蒐,晋国不仅强化了大夫之间的联合,也强化了国人的联合,尤其是确定了一些新的制度。透过大蒐立法,晋人获得收益,其制度演进最快。这一点也让晋人的立法意识最早成熟。三晋成为春秋后期、战国初期变法之主要策源地,法家也诞生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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