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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个奇怪的东西。你越是缺乏它，它的分量就越重。没有哪件东西比落在年轻肩膀上的世界更加轻微；它让你感觉一切都有可能实现，这很具有诱惑力，你由此明白，比起为考试挑灯苦读来，一定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可做。

我现在才算明白，一切都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我躺在宿舍的红色旧沙发里，一边琢磨自己那本心理学入门书里巴甫洛夫和他那些狗是怎么回事，一边思量自己为什么没在大一的时候像其他人一样拿满理科学分。面前的咖啡桌上摆着两封信，每封里面都藏着我来年可能投身的一种前途。耶稣受难节的夜晚已经降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四月天有点冷，大学生活只剩下一个月，我和一九九九级的其他学生没什么差别：正在烦心未来的去向。

查理坐在小冰箱旁边的地板上，玩上个礼拜某人留在我们寝室的“魅力莎士比亚磁性贴条”。他要写151W英文课的期终论文，应该好好看菲茨杰拉德小说的，可如今那本书翻开了摊在地板上，书脊断了，像被人踩了一脚的蝴蝶，他不断地摆弄着磁性贴条，把那些莎翁的名句拼了又拼。如果你问他为什么不读菲茨杰拉德，他会哼哼唧唧地说那东西没啥意思。按他的看法，文学就是受过教育的人玩藏豆子，大学生赌三张牌藏豆子是一种通常涉及赌博的游戏，一个人将一个小物体藏在三个坚果壳或三个茶杯中的一个里，然后当旁观者试图猜测物体的最终位置时，这个人在平坦表面上移动果壳或茶杯以变戏法。三张牌也是一种赌博游戏，发牌者拿三张牌先让人看，然后把三张牌翻过来并来回挪动它们，由赌者猜某张牌是在什么位置。：你看到的永远不是你会得到的。对像查理这样有科学头脑的小伙子来说，这就意味着堕落。他正在为秋天去上医学院奋发图强，但我们则听说他在三月份的英文课期中考试时得了个C+的成绩。

吉尔瞥了我们一眼，笑了。他一直假模假式地准备经济学考试，不过电视里正在放《蒂凡尼的早餐》，吉尔很迷老电影，特别是那些有奥黛丽•赫本出演的片子。他给查理的建议很简单：如果你不想读那本书，就去租有关的电影碟片看，反正没人会知道真相。他说的也许没错，只是查理觉得其中有作弊成分，可不管怎么说，这么做他就不用再悲叹什么文学阴谋了，于是我们撇开黛西•布坎南，把霍莉•戈莱特利黛西•布坎南是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女主角，霍莉•戈莱特利则是《蒂凡尼的早餐》的女主角。又看了一遍。

我弯下腰，重新拼查理的那些词条，冰箱上的第一排句子成了失败或成功：这是个问题。查理抬起头，不以为然地看了我一眼。他坐在地下，却基本上和坐在沙发上的我一般高。如果我们并肩站，那他看起来就像黑人版奥赛罗，重达二百五十磅，身高六英尺半，摸得到天花板。我呢，穿着鞋才只有五英尺七。查理喜欢称呼我们俩是红巨星和白矮星，因为红巨星的大小和亮度都非比寻常，而白矮星则又小又暗沉。我提醒他，拿破仑还只有五英尺二呢，实际上，如保罗所说，如果把法国英尺换算成英制单位，那位皇帝的身量还被拔高了呢。

保罗是目前惟一不在寝室的人。他一大早就没了踪影，还没人见着他呢。在过去几个月里，我跟他之间有点磕磕碰碰，最近他肩上的学术压力也重，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常春藤学习，那是个餐饮俱乐部，他和吉尔都是那里的会员。他在写四年级论文，所有普林斯顿本科生为了毕业都要写那玩意儿。查理、吉尔和我也要写，只不过我们各自系里规定交论文的截稿时间已经过了。查理在特定神经元信号路径上识别出一种新的蛋白质反应；吉尔就统一税率带来的后果写了点东西。我则在各种申请和面试当中见缝插针，于最后时刻搞定了自己的文章，而且确信有关《弗兰肯斯坦》的学术研究不会因这篇论文起什么波澜。

几乎每个人都看不上四年级论文这种制度。校友们谈起他们的论文时总带着神往的表情，仿佛在一边写长达一百页的论文，一边上课并选择自己未来职业之外，他们再想不起其他更加令人愉悦的事情了。而在现实生活中，四年级论文是一件苦差，让人写到腰酸腿疼的活计。有一回，一位社会学教授对我和查理说，论文是成人生活的开场白，他说这话的腔调很惹人嫌，教授们在授课结束后继续教训人的时候总是这口气：这是要担起卸不掉的大担子啊。这叫责任，他说。试试看尺寸合不合。而其实他本人只是在一个名叫金•西尔弗曼的可爱女生身上试过尺寸，那也是他指导论文的一个学生。论文的确是一种责任。不过我更赞同查理当时所说的：如果金•西尔弗曼就是成年人卸不掉的担子，那我也签个字当成年人好了。否则，我还是不长大算了。

保罗是我们当中最后完成论文的，毫无疑问，他的论文会是我们这堆人中最好的。实际上，他的论文可能在我们历史系或其他什么系的整个毕业班里也要算最出色的。保罗智力超常的法宝是他比我?识的任何人都更有耐心，有了这耐心，他就可以跟难题耗到底。他曾经对我说，以一秒钟一颗的速度数上一百万颗星星听起来像是人耗尽一生也完不成的任务。但实际上，只要花三年就够了。关键是集中精力，不受外物的干扰。这就是保罗的天赋：天生就晓得愚公移山的道理。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对他的论文寄予厚望的原因——他们知道他在三年里能数出多少颗星星，而他在论文上差不多已经花了四年的时间。普通学生都在大四的秋季学期里想出一个研究题目并于次年春季完工，保罗则从大一开始就孜孜不倦地做论文了。我们的第一个秋季学期开始没几个月，他就决定集中精力研究一部题为《寻爱绮梦》的文艺复兴时期珍稀文献，我能读出这拗口的题名多亏了我的父亲，他身为文艺复兴史学家，将其大部分科研时间都倾注在那个文本上面。三年半之后，在最后截稿前二十四小时，保罗有充足的材料让最最专僻的研究题目化出洋洋洒洒的口水文字。

问题的症结在于，他认为我也应当喜欢干这件值得大肆炫耀的事情。冬天的时候，我们俩一起研究过那部书，而且作为一个小组，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只是那时候，我明白了我的母亲曾经说过的话：我们家的男人都可能像迷恋某些女人一样爱上某些书本。《寻爱绮梦》可能永远不会有多少外露的魅力，但是丑妇人会说花言巧语，它用内在的神秘气质拽着你，让你慢慢上瘾。当我发觉自己像父亲一样就要陷进去的时候，便主动抽身认输，没让那本书毁了自己与女朋友之间的关系，她是个值得好好珍惜的女人。从那时起，保罗和我之间就不对劲了。比尔•斯泰因是保罗认识的一个研究生，我请求退出之后，他就帮他继续研究。现在，论文截稿时间日益临近，保罗表现出一种古怪的谨慎。一般来说，他很愿意谈自己的研究工作，可上礼拜，他不但对我爱理不理，连查理和吉尔都不太理睬了，对任何人都只字不提自己的进展。

“那你倾向于选哪条路呢，汤姆？”吉尔问。

查理从冰箱上抬起眼睛。“哦哟，”他说，“我们现在统统都吊在拉幅钩上呢。”

吉尔和我“嘘”了一声。拉幅钩是查理在期中考试的时候失误的一个词。他觉得这个词出自《大白鲸》，而非托比亚斯•斯摩莱特的《蓝登传》，因为它听上去更像一种钓鱼的工具，而不是一个表示犹豫不决的词语。现在，他可要抓住机会表现一下。

“别提这茬儿了。”吉尔说。

“说，有哪个医生知道拉幅钩是什么东西？”查理说。

我们俩没应声，我和保罗的卧室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突然，只穿着拳击短裤和T恤衫的保罗站在了门口，出现在我们面前。

“只要说一个就可以啦？”他一边揉着眼睛一边问，“托比亚斯•斯摩莱特。他是一名外科医生。”

查理回头瞥了一眼磁性贴条。“不出所料。”

吉尔吃吃地笑起来，可没说什么。

“我们以为你去常春藤了呢。”查理打破了刚才有点让人发窘的静默。

保罗摇了摇头，回到房里拿他的笔记本，脑袋一边的淡黄色头发压塌了，脸上还留着枕头的压痕。“那里私密度不够，”他说，“我又在床上干活。结果睡过去了。”

他基本上两晚没合眼了，也许还不止。保罗的论文导师文森特•塔夫特博士压迫他，要他每个礼拜都拿出更多更多的参考资料——塔夫特从一开始就在保罗背后指手画脚，而大多数论文导师则乐于让四年级学生根据自己的期望值完成论文。

“那么，汤姆，你打算怎么办？”吉尔打破沉默，“你决定了吗？”

我从桌子上抬起眼睛。他在说我面前的信，我每看书里的一个句子就会去瞅它们一眼。第一封信是芝加哥大学寄来的，接收我学习英语专业的博士学位课程。我是爱书的，就像查理爱医学院一样，而且芝加哥的博士学位会很适合我。然而，虽然我内心愿意去读书，可又不得不对这封接收函做一番思想斗争，这不仅因为我在普林斯顿的学习成绩只算中等，主要是我并不确切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而一个好的研究所能嗅出人的优柔寡断，就像狗能嗅出人的畏惧心慌一样。

“把钱拿了再说。”吉尔说，眼睛一刻不离奥黛丽•赫本。

吉尔是曼哈顿银行家的儿子。普林斯顿从来就不是他的目标，不过是靠着窗看得见风景的座儿，通向华尔街路途上的歇脚地罢了。他在这方面也挺能自嘲的，每当我们拿这事儿窘他的时候，他总能露个笑容出来。我们知道，他会一路微笑着走进银行；即便查理，这个通过当大夫肯定能聚点财富的家伙，也没有机会拿根蜡烛照一照吉尔将会看到的那种薪金支票。

“别听他的，”保罗在房间的另一头说，“要做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抬头看着他，很奇怪除了论文，他对其他事也了如指掌。

“要做就做有钱的事情。”吉尔说着站起来从冰箱里取了一瓶水。

“他们给了多少？”查理暂时抛开磁性贴条，问道。

“四万一，”吉尔猜了一个数，关冰箱门的时候把几个伊丽莎白时代的语汇震掉了，“奖金五千。加上期权。”

春季学期是找工作的时候，一九九九年是个买方市场。四万一千美元年薪差不多是我这个拿不起眼的英语学位的人所期望的两倍数目了，不过和我所见到的几个同班同学谈妥的待遇相比较，你只能认为这笔钱只能算刚刚说得过去而已。

我拿起代?罗斯的来信，那是一家奥斯汀的网络公司，声称自己已经研发出世界上最先进的软件，可以简化公司组织内勤并提升其效率。我对那个公司基本一无所知，更不要说什么是内勤了，不过过道那头的一位朋友建议我去那里面试一下，而当有谣言流传开来，说这家得克萨斯的新公司给的起点薪水很高时，我去了。代达罗斯跟随流行趋势，不介意我对他们的背景和生意一无所知。如果我在面试的时候能解开几个搞脑子的难题，并且在面试过程中还算口齿流利，态度友善的话，那我就能得到那份工作。结果我就跟恺撒大帝一样，我能，我做，我成功了。

“差不多吧，”我边看信边读了两句，“四万五千美元一年。春季红利三千。期权一千五。”

“还有梨树上的一只鹧鸪鸟原文出自圣诞歌曲《圣诞节的十二天》。这是一首循环式的歌曲，每唱一次不仅要重复前一段歌词，还要增加一句新的歌词，并且从一数到十二。“梨树上的一只鹧鸪鸟”是这首歌的第一段。，”保罗在屋子的另一头添油加醋。他那样子仿佛谈钱比碰钱更肮脏，就他一个人这样。“利欲熏心。”

查理又在摆弄磁性贴条了。他模仿礼拜仪式上的布道人，用男中音大声呵斥着，那布道人是个佐治亚来的小个子黑人，刚刚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拿到学位。“利欲熏心。一切都是熏心的利欲。”

“汤姆，你不要自欺欺人，”保罗不耐烦地说，不过他并没有跟我有过一眼对视，“任何一个认为你值那么多钱的公司都不会长久的。你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他又回到笔记本上，潦草地写起字来。和大多数预言家一样，他注定是要被人忽略的。

吉尔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但查理抬起头，倾听保罗的袅袅余音。他用一只手摩擦着下巴上的胡茬，说道，“行了，大家都停了吧。我认为是去泄泄蒸汽的时候了。”

吉尔的注意力第一次从电影上离开。他一定是听到了我听到的：若有似无的重音落在了蒸汽这个词上。

“现在？”我问。

吉尔看了看手表，同意了这个主意。“我们大概要半个小时做准备，”他说着，甚至关掉了电视以表支持，奥黛丽•赫本“嘶”的一声缩进了显像管。

查理胡乱地翻过菲茨杰拉德小说的书页，“唰”地合上。断了的书脊抗议似的炸开来，他把书扔到沙发上。

“我在做事呢，”保罗反对，“我得把这个写完。”

他怪怪地瞥了我一眼。

“怎么啦？”我问。

保罗没有说话。

“有什么问题么，娘儿们？”查理不耐烦地问。

“外面还在下雪呐。”我提醒大家。

当春天似乎在每一枝树梢上落下脚的时候，今年的第一场暴雪却在今天呼啸着降临了。现在看来会有一英尺深的积雪吧，或许可能更深。复活节周末的庆祝活动已经重新进行了安排，今年保罗的论文导师文森特•塔夫特将做一个耶稣受难节演讲。这天气可不适合进行查理脑袋里盘算的活动。

“你要八点半才去见库里，对吧？”吉尔问保罗，想要说服他，“那时候，我们已经结束了。今晚你可以多干点。”

理查德•库里是我父亲和塔夫特的朋友，为人古怪，从保罗大一的时候起，他便开始指导他。他帮助保罗跟世界上一些最杰出的艺术史学家取得了联系，还给保罗提供了很多经费用以研究《寻爱绮梦》。

保罗掂了掂笔记本。只要看它一眼，他的眼睛里就又会涌起疲惫。

查理感觉出他会去参加活动。“我们七点三刻就结束。”他说。

“怎么分组？”吉尔问。

查理想了想，说：“汤姆和我一组。”

我们要去玩的游戏是由一个受欢迎的旧游戏脱胎而来的：在校园地下迷宫一样的蒸汽地道里打快节奏彩弹。地下，老鼠比灯泡多，寒冬腊月里温度也会达到三位数，而且地形险恶，就连校园警察也都被明令禁止去那里逮人。在大二那年期终考试期间，查理和吉尔想出了这个主意，灵感来自吉尔和保罗在他们的餐饮俱乐部发现的一张旧地图，而且吉尔的父亲大四的时候也和朋友们在地道里玩过类似的游戏。

这个更新版本的游戏广受欢迎，常春藤俱乐部差不多有十来个会员和查理在急诊医生班里的大多数朋友都很着迷。当保罗成为这个游戏中最出色的寻路人时，他们似乎都大为惊讶；只有我们四个知道其中的缘由，保罗经常一个人走地道来去常春藤的。但是，保罗对这个游戏的兴趣慢慢减退了，因为除他之外，没有其他人看到其中蕴含着的千变万化的战略，就像是一场战略芭蕾，让他颇为受挫。因此，他没有参加那次大型的冬季比赛。当时，一发打偏的彩弹击穿了蒸汽管道，爆炸把输电线外面的塑料保护套撕开了一个十英尺的缺口，如果不是查理及时拉开那两个喝得半醉的四年级学生，那两个小子准会被烤熟了。学监，也就是普林斯顿的校园警察，抓了很多人，系主任在没几天的时间里降下了一大堆处罚。后来，查理换掉了彩弹枪和球弹，用了速度更快但危险性较低的武器：一套旧的镭射枪，那是他从旧货甩卖会上拾来的。随着毕业的日益临近，校方对违纪行为采取了一种毫不姑息的政策。如果今晚在地道里被逮住，可能会遭到停学或者更坏的处罚。

和吉尔一个房间的查理侧身进了卧室，他拿出一个大旅行包递给我，接着又是一个。最后，他戴上帽子。

“天啊，查理，”吉尔说，“我们只是下去玩半个钟头而已。我连度春假的行李都没有你现在的多呢。”

“有备无患，”查理说，把两个包中稍大的那个甩上肩膀，“这话是我说的。”

“你和童子军说的。”我咕哝着。

“最高级童子军。”查理说，因为他知道我从来都没超越新手的程度。

“娘儿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吉尔插了一句，他已经站在门口了。

保罗做了个深呼吸，振作一下精神，然后点了点头。他还在房间里，一把抓过他的寻呼机，别在腰带上。

在我们的多德宿舍楼门前，查理和我同吉尔和保罗分道扬镳。我们会从不同的地点进入地道，直到一方在地下找到另一方才会碰面。

“我还不知道有黑人童子军这回事呢。”我对查理说，此时只剩我们俩单独走在校园里。

积雪比我预料的更深更冷。我裹紧滑雪衫，套上手套。

“没什么，”他说，“在我遇见你之前，我也不知道还有白人娘娘腔呢。”

浑浑噩噩之间就走过了校园。好多天了，毕业近在眼前，我自己的论文也已经解决了，世界便似乎成了一堆快节奏的多余运动——大一大二的学生匆匆忙忙地赶去参加晚间研讨会，大四的学生在让人汗流浃背的电脑房里输入毕业论文，雪花在天空中纷纷扬扬，画着圈儿跳着舞，落到地上。

我们走在校园里，我的腿痛起来。好多年了，大腿上的那个伤疤总在恶劣天气降临六小时之后发出天气预报。那个伤疤是几年前一次事故留下的印迹。那是我过完十六岁生日之后没多久，我遭遇了车祸，因此高二那年，我有大半时间都躺在医院里。现在，我已经想不起车祸的具体细节了，对那晚的记忆只有一点非常清晰，我的左腿腿骨“咔嚓”一声便戳破了大腿上的肌肉，断口穿过皮肤直指我自己。一看到那骨头，我就昏了过去。我左前臂里的两块骨头也断了，左侧的三根肋骨同样没有幸免于难。根据医务人员的说法，他们及时止住了我的动脉出血，这才保住了小命。但是，他们把我从汽车残骸中救出来的时候，驾车的父亲已经身亡。

车祸改变了我：经历了三次手术和两个月的恢复期，阴魂不散的疼痛总在恶劣天气出现六个小时之后发作，骨头里还留着钢钉，腿上一条大伤疤，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我生命中出现的那个奇怪的空洞越来越大。一开始，我换掉了衣服——我的身体落了形，长裤和短裤的尺寸就变了，后来长了点肉，还要选同以前不一样的款式来遮住大腿上爬虫一样的长疤。接着，我发现我的家庭变了模样：首先是我的母亲，她变得沉默寡言，还有我的两个姐姐，萨拉和克里斯滕，越来越不着家了。最终，我连朋友都换掉了——或者，我揣摸是自己把他们换掉了。我弄不清楚自己是希望朋友们能理解我呢，还是希望他们对我另眼相看，抑或是对我一如既往，可以前的朋友们，就像我的旧衣服，已经不再适合我了。

人们喜欢对遭受不幸的人说，时间是了不起的疗伤师。他们说的是了不起的疗伤师，仿佛时间就是个医生。但是，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六年之后得出了不同的看法。时间是游乐园里那个用喷枪画T恤的家伙。他喷出颜色的细雾，孤单的微粒飘浮在空气中，等着附着在适当的位置。到了一天结束的时候，T恤上的图案会成什么样子呢，通常已经没多大意思了。买了那件T恤的人算是大大赞助了一把那个会长命百岁的主题公园，我猜度他第二天一早醒来就会纳闷自己昨天到底从那图案里看出了什么特别的门道。我曾经向查理提起过这个类比，并努力解释我们在这个类比中扮演的是涂料的角色。时间便是那个把我们喷洒开来的东西。

也许，保罗把这个问题说得最清楚，那时候我们相识没多久。当时，他才十八岁，可已经对文艺复兴相当入迷了，而且还坚信自从米开朗琪罗过世之后，文明便一落千丈。他读过我父亲探讨那个时期的全部著作，大一开学没几天，他从新生名单中认出我的中名，就主动过来跟我搭讪。我的中名很罕见，小的时候，这名字就像挂在我脖子上的信天翁出自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诗中的水手杀了信天翁后不得不将其吊在脖子上以示赎罪。。我的父亲想要按照他最喜爱的作曲家的名字给我命名，他说如果没有这个十七世纪不太著名的意大利人，就不会有海顿，也不会有莫扎特。但是我的母亲不答应按照他的想法填写我的出生证明，直到我降生之前都一直坚持认为阿尔坎杰罗•科雷利•沙利文这样的名字像个三头妖怪，把它强加在孩子头上太可怕了。她偏爱托马斯，那是她父亲的名字，虽然没什么想像力，可其中透着机敏，这也说得过去了。

如此这般，当分娩的阵痛开始的时候，她提出了所谓的产床阻挠议案，憋住不让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直到父亲同意让步。这样，在一个没多少灵感，却真有点不顾死活的时刻，我成了托马斯•科雷利•沙利文，不论好坏，这名字算是铁板钉钉了。母亲希望我能把中名藏在其他两个名字当中，就像把灰尘扫到地毯下面去一样。但是父亲相信名字有着特别的意义，总是说没了阿尔坎杰罗的科雷利就像小提琴没了琴弦一样。他声称自己之所以会向我的母亲屈服是因为她下的赌注可比她自己透露出来的还要大很多。他会笑着说她提出阻挠议案的地点不是产床而是婚床。他就是那种人，他认为在激情状态下达成协定是为失误判断辩解的惟一借口。

认识保罗没几个礼拜，我就把这些?统告诉他了。

“你说得对，”我告诉他那个喷枪隐喻的时候，他说，“时间不是达•芬奇。”他想了一会儿，露出了柔和的笑容。“连伦勃朗都不是。不过是个可鄙的杰克逊•波洛克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　1912—1956年），美国艺术家。因运用“滴画法”而成为美国抽象主义的领袖人物。。”

他似乎从一开始就了解我了。

他们三个都是如此：保罗，查理和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