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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则 作者：伊恩•考德威尔 & 达斯汀•托马森 2007-05-20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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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母亲曾对我说过，好朋友会在你提出要求的时刻拔刀相助——而伟大的朋友则不需你多言就会挺身而出。人的一生中能够遇到一位伟大的朋友的机会已然很少，身边同时出现三位这样的友人就几乎显得不太可能了。
我们四个人是在大一那年秋天一个凉爽的夜晚相遇的。那时，保罗和我已经粘在一起了，而查理住在楼下的一个单人间，他到校第一天就闯进保罗的房间，要帮他拆行李，查理认为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独处更糟糕了，于是四处结识新朋友。
这个粗壮威严的家伙经常把保罗的房间门敲得梆梆响，头脑里又总带着新的冒险念头，保罗立刻就担心害怕起来。查理运动员样的体魄中的每样东西都似乎召唤出他心中的恐惧，仿佛他小时候曾被这副长相的恶霸折磨过。在我而言，我很奇怪查理并没有厌倦我们这两个静默严肃的人。在第一学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总认为他会弃我们而去，寻找与他自己性格相近的伙伴。我认定他是个富有的黑人运动员——那种人有当神经外科医生的母亲和做管理人员的父亲，自己又轻而易举地毕业于某个地区的预备学校，家庭教师比惹上的麻烦还要多，到普林斯顿来也没特别的想法，不过为了找点乐子，然后以中不溜秋的成绩毕业。
如今看来这似乎挺可笑。事实上，查理生长在费城市中心，和志愿者救护队一起穿行于城市犯罪最猖獗的地区。他是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毕业于公立学校，父亲为一家东海岸的化学制造商当地区代表，母亲则教七年级科学课。当他申请大学的时候，他的父母讲得明明白白，任何超出本州大学学费的支出都会是他要自己一肩扛起的包袱。从查理到校的那天起，他就申请了好几份学生贷款，毕业后要比我们其他人承担更多的债务。甚至连出身更差的保罗，经济状况也要比他好，因为保罗得到了一份全额奖学金。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除了保罗在论文期限临近时失眠了一个月之外，查理比我们其他人都做得更多，睡得更少。他期望付出的金钱能有巨大的回报，而为了使他的牺牲有所值，他牺牲得更多。在一个每十五个人中只有一个黑人，而这其中又只有一半是男性的学校里，要保持自己的身份地位并非易事。但对于查理来说，获取身份认同的方式却从来没有落入凡俗的套路。他有着天下无双的个性，带着令人无法抗拒的使命感，从一开始我就感觉我们是生活在他的世界里，而非我们自己的世界里。
当然，在那个十月末的夜晚。我们并不知道所有这一切，那时我们认识他不过六周，而他则带着到迄今为止仍然是最大胆的计划敲响了保罗的门。大致从南北战争开始，普林斯顿的学生便有偷盗拿梭楼顶上钟锤的习俗，那栋房子是校园里最古老的建筑。原初的想法是倘若新学年的钟声不敲响，那么新学年就不会开始。我不知道是不是当真有人相信这一点。不过我的确知道偷盗钟锤成为了一项传统，学生们为了偷钟锤干了从撬锁到扒墙等各种勾当。一百多年之后，校方实在厌烦了这种哗众取宠的举动，又担心发生意外会惹上官司，最终宣布钟锤已经被取掉了。只是，查理得到的消息正好相反。取掉钟锤是骗人的把戏，他说，钟锤毫发未动。而今晚，他要在我们的帮助下把它偷来。
拿着偷来的钥匙闯入历史建筑，拖着我的残腿逃过学监的追捕，这一切只为了一个不值钱的钟锤并在校园里赚个流传十五分钟的名声，不需我多解释，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世界一流的好主意。不过，查理越阐述他的计划，我就越明白他的目的：如果说大三和大四的学生们要应付研究文章和论文，大二学生在选择主修专业和餐饮俱乐部，那么留给大一学生干的就只有冒险或在冒险的时候被逮个正着了。他认为，主任们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态度。当查理坚持此次行动得有三人参加——不能再少——的时候，他和我决定解决问题惟一公平的方式就是投票了。在这场温和友爱的民主测试中，我们以微弱多票战胜保罗，因为保罗从来就不是集体行动中唱反调的人，所以他也就屈从了。我们同意为查理望风，在计划好行动步骤之后，我们三人找齐了能找到的黑色衣衫，于黑夜时分出发去拿梭楼。
如今，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新生的汤姆——那个从可怕的车祸中幸存下来，为明天的战斗继续生活的人——较之谦卑的旧日汤姆更加勇敢，更具冒险精神。但我们还要讲讲清楚。不管新旧，我都不是埃维尔•克尼维尔埃维尔•克尼维尔（Evel Knievel），美国特技演员，以表演驾驶摩托车飞跃障碍物而闻名于世。。我们到达拿梭楼，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我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紧张得浑身大汗，每一点影子，每一个响动都让我心惊肉跳。一点钟刚过，真的出事了。随着第一批餐饮俱乐部酒吧打烊，学生们和校卫队员们开始汇成人流自西面返回校区。查理保证过到此时我们就会撤离拿梭楼，可如今他踪影全无。
我转过身，憋着气对保罗说，“怎么要这么久啊？”
可没有应答。
我朝黑暗处走了一步，眯起眼睛瞅着幢幢暗影，又喊了一声。
“他在那儿做什么哪？”
但当我瞥过拐角时，却没有看到保罗的踪影。那楼的前门半开着。
我跑到入口处，探进脑袋，发觉保罗和查理正隔着一段距离说话。“它不在上面，”查理说。
“快点！”我说，“他们来啦。”
突然，我身后的黑暗中响起了一个声音。“校园警察！站在原地！”
我惊恐地转过身。查理的声音噎住了，陷入沉寂。我想我一定是听错了，因为我认为保罗骂了句粗话。
“把手放在屁股上，”那声音又说。
我头脑发胀。我想到了留校察看，警告处分，开除学籍。
我服从照做。
静了一会儿。我竭力想看清黑暗中的校警，可什么都看不到。
接着，我听到了他的大笑。
“现在扭屁股，宝贝儿。跳舞吧。”
从阴影里走出来的是个学生。他又大笑起来，一边走近一边还醉醺醺地跳着伦巴舞步。他的身高介于我和查理之间，黑色的头发拂在脸上。他穿着合身的黑色便装，里面是一件上过浆的白衬衫，散着许多扣子。
查理和保罗从我身后的楼里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地走了出来。两手空空。
那年轻人微笑着朝他们走去。“这么说，那是真的？”
“什么？”查理瞪着我，咆哮道。
年轻人指着钟楼。“钟锤。他们真的把它拿掉了？”
查理一言不发，但保罗点了点头，仍旧一副充满冒险感的样子。
我们的新朋友想了一会儿。“你上去过了？”
我预计到事情将会向何处发展下去了。
“嗯，你们不能就这么离开。”他说。
调皮劲儿在他的眼睛里舞蹈。这会儿，查理更喜欢他一点儿了。没过多久，我回到自己的岗位，守着东门，而他们三个消失在了楼里。
十五分钟之后，他们回来了，却没穿着长裤。
“你们在搞什么？”我说。
他们挽着手臂向我走来，穿着裤衩跳起了小步的吉格舞。我抬头看楼顶，发现六条裤腿在风标上呼啦啦地飘扬。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得回去了，可他们对视了一眼，嘘了我一声。陌生人坚持要我们去一家餐饮俱乐部庆贺。他知道这会儿在展望大道，穿不穿长裤没什么要紧，便说，去常春藤喝几杯吧。而查理愉快地答应了。
我们朝东向常春藤走去的时候，我们的新朋友给我们讲他在高中恶作剧的故事：为庆祝情人节把池塘染成红色；新生在英文课上读卡夫卡的时候放蟑螂；在《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上演之夜在剧院的屋顶上放了个巨大的充气阴茎，让剧社颜面扫地等等。你对之一定会印象深刻。事有凑巧，他也是一名大一学生。他说自己是埃克塞特学校的毕业生，名叫普雷斯顿•吉莫尔•兰金。
“不过，”他又说，这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叫我吉尔好了。”
当然，吉尔跟我们其他人不一样。现在回想起来，他在来普林斯顿之前就已对埃克塞特学校的富足习以为常，充足的财富及其使生活产生的差别在他面前也就溃于无形。在他眼里，衡量一个人的惟一有意义的标准便是性格，也许这就是在我们的第一个学期里，吉尔立刻就被查理所吸引，然后又通过查理进入我们的生活的原因。他的魅力总能抚平我们之间的差别，跟吉尔在一起，让我总是觉得有忙不完的事情。
吃饭和聚会的时候，他总为我们预留位置，保罗和查理很快确定他所谓的社交生活并不完全适合他们，而我发觉自己很喜欢吉尔的陪伴，尤其是我们围坐在饭桌边或侧着身子来到常春藤俱乐部酒吧间的吧台前时，不管是跟朋友一起还是单独行动都是如此。如果说保罗在教室里或书本中放松自在，查理在救护车里如鱼得水，那么吉尔在任何一个除了尽兴聊天之外别无其他目的的场合都挥洒自如。我记忆里在普林斯顿最美妙的夜晚中有很多是同他一起度过的。
大二那年春末，到了我们选择餐饮俱乐部——或者说俱乐部挑选我们的时候了。那时候，大多数俱乐部采用一种抽签机制来决定其选择：候选人在一张开放的名单上填好自己的名字，然后随机抽取俱乐部的新成员。不过，也有些俱乐部保留了古旧一些的机制，所谓斗嘴程序。斗嘴程序类似兄弟会里为争取新会员而举办的一系列社交活动，在斗嘴程序中，俱乐部根据优点而不是运气来选择其新成员。同兄弟会一样，他们采用的对优点的定义与你所认为的，比如说在词典中找到的，不尽相同。查理和我在隐居客栈俱乐部的抽签名单上加了自己的名字，我俩的朋友们似乎都聚到那儿去了。吉尔当然决定去斗嘴程序。而保罗，在老常春藤会员理查德•库里的影响下，把小心谨慎忘得一干二净，也加入了斗嘴程序。
从一开始，吉尔就是常春藤的不二人选。他满足入会的每一条标准，既是俱乐部会友之子，又是校园里那些合宜的社交圈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他随便侍弄一下就挺英俊潇洒——时尚而不俗气，风风火火却又彬彬有礼，聪明可又不迂腐。他的父亲是个富裕的证券商，为这个惟一的儿子提供一大笔骇人听闻的生活费，可这对他的运气丝毫无损。那年春天，他被接受进入常春藤，一年之后，又被选为俱乐部主席，这一点儿都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我想，保罗被常春藤接纳是另一种不同逻辑的结果。吉尔，和更远一些的理查德•库里，对他的支持起到了帮助作用，使保罗在自己永远不会去扎堆的人群中凸现出来。?单凭这些关系并不能成就他的胜出。那时候，保罗也被视为我们班上的学术名人之一。他和那些从来不走出燧石的书虫不一样，他被好奇心驱使着，这使他成为一个别人乐于与之打交道的人。常春藤的上层人物似乎在这个大二学生身上找到了迷人之处，他面对挑选过程中无休无止的说笑一筹莫展，却在提到故去的作家时用他们的名字而非姓氏，而且似乎还真的跟他们有那般熟稔。他们接受保罗的时候，他甚至都不感到惊异。那个春夜，他回来的时候，已喝了一肚子庆祝的香槟，我想他已找到了一个新家。
事实上有那么一阵子，查理和我担心常春藤的引力会把他们俩从我们身边吸走。那时候，理查德•库里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保罗生活中的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两人是在我们大一学年之初遇到的，那一回我偶然去纽约，答应和库里一起吃顿饭。那个男人在我父亲过世后表现出的对我的兴趣总被我看成是一件怪异且自私的事情——我从来都不明白我们俩当中谁才是那个情感上的替代品，是没有孩儿的父亲呢，还是没了父亲的孩儿——于是我请保罗和我们一起吃饭，希望拿他当个缓冲。而此举起的作用比我想要的更佳。沟通瞬间就形成了：库里总希望在我身上看到的那种我父亲所具有的潜质，立刻在保罗身上发现了。保罗对《寻爱绮梦》的兴趣激活了库里的记忆，那可是他与我父亲和文森特•塔夫特一起工作的辉煌日子，而仅仅过了一个学期，他便提出送保罗去意大利做暑期研究。从那时候起，这个男人对保罗的支持力度开始让我忧心起来。
不过如果说查理和我害怕正在失去两个朋友的话，我们很快就安心了。大三结束的时候，吉尔提议我们四个在大四的时候住在一起，这一决定意味着他愿意放弃住在常春藤主席室的权利，而与我们在校园里成为同居室友。保罗立刻就同意了。我们在住宿抽签活动中拿到了一个中不溜秋的号儿，于是住到了多德北端的四方院。查理认为住四楼能迫使大家进行更多的锻炼，但便利和舒适的意见占了上风，感谢吉尔，底层一个装修整齐的套间就此成了我们在普林斯顿最后一年的家。
眼下，吉尔、保罗和我来到了大学附属教堂和演讲厅之间的庭院，眼前的景象十分奇怪。雪地里支起了十多个露天顶篷，每个顶篷下面都摆着一长溜桌子的食品。我立刻就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只是不相信罢了。演讲的组织者打算在户外供应点心。
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乡村狂欢节，桌子边空无一人。顶篷下的土地上，泥巴和杂草团混合在一起，乱七八糟的。雪蹑手蹑脚地从四周飘进来，白色的桌布在狂乱的风中不自在地拍打，上面压着很快就要供应热巧克力和咖啡的大型饮料机和冷冰冰的浅盆，浅盆里盛着用塑料膜裹好的小饼干和花色小蛋糕。在沉寂的庭院里，这成了一幅别致的景象，像一座以突遭灾祸而闻名的城市，一座临时搭起的庞贝城。
“简直是开玩笑，”停车的时候吉尔说道。我们下了车，他向礼堂走去，又停下脚步摇了摇近处帐篷的支撑杆。整个篷子摇摇晃晃。“等查理来看吧。”
正在此时，查理出现在演讲厅的大门口。不知为什么，他正准备离开。
“嘿，查理，”我们向前走，我一边大喊，一边指着院子。“你觉得这怎么样啊？”
不过查理正在想着其他事情。
“我怎么才能进观众席啊？”他冲吉尔骂道，“你们这些白痴在入口处摆了个丫头，她不让我过去。”
吉尔为我们其他人开门。他知道查理说的“白痴”是指常春藤的人。常春藤的三个大四学生正好是校园里最大的基督教团的联合发起人，所以参与协调复活节的各项庆祝活动。
“别这样，”吉尔说，“她们只不过以为乡村俱乐部有可能来捣乱罢了。她们要防患于未然。”
查理夸张地抓住自己。“没错，嗯，我差点儿就被他们给灭了。”
“说得好，”我说着朝温暖的礼堂走去。我的鞋子已经湿透了。“我们能进去吗?”
楼梯平台上，一个大二女生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金色的头发喷着闪色发胶，皮肤则是滑雪者的那种黝黑，她已经在那里摇头了。而当吉尔在我们之后走上楼梯时，一切都变了。
大二女生局促不安地看着查理。“我不知道你是跟吉尔一起……”她开口道。
我能听见里面比较文学系亨德森教授的声音，他正向观众介绍塔夫特。
“没事儿。”查理说着走过桌子直奔入口。我们其他人跟了上去。
听众席坐得满满当当。沿着墙壁和大厅后部靠入口的地方站满了没找到座位的人。我瞥见凯蒂和其他两个常春藤大二学生坐在后排，可还没来得及跟她打招呼，吉尔就推着我往前走，找一个我们四个能立足的地方。他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指了指前台。塔夫特走上了讲台。
受难节演讲在普林斯顿是一项根深蒂固的传统，复活节三大庆祝活动中的首项，很多学生，不管信不信基督教都把它们当做社交生活中的固定节目。据传说，这些活动是一七五八年春天由乔纳森•爱德华兹发起的，这个激情四溢的新英格兰教士的第二职业便是普林斯顿的第三任校长。爱德华兹带着学生在周五受难节之夜听布道，周六傍晚共进宗教晚餐，又在复活节周日来临之际的夜半时分举行礼拜。这些仪式不知为何原封不动地传到了现在，应该是得益于那种对时间与财富的免疫力吧，大学里有许多事情就像动物不?不觉地陷入一个天然的柏油坑一样，再也不受时间和命运的摆布，虽然生命已经结束，尸骨却得以长存。
凑巧的是，其中之一便是乔纳森•爱德华兹本人。刚到普林斯顿不久，爱德华兹就被注射了强效天花疫苗，三个月不到，那老头却因天花而一命呜呼。虽然从事实层面上讲，他可能身体太差，无法创立这些加诸他头上的庆祝活动，但校方年复一年重新举办这三项活动，而且委婉地称其适应了“现代语境”。
我怀疑乔纳森•爱德华兹从来就对委婉语或现代语境不大感兴趣。想想他那最为著名的比喻吧，他把人类的生命比喻成一只被愤怒的上帝挂在地狱上方晃晃悠悠的蜘蛛，后人这种做法肯定会让这老头每年春天都要在棺材里不得安生。如今，受难节布道不过是由人文学科的教员做个演讲；而在演讲中提到次数比上帝少的惟一事物便是地狱。原先的宗教餐肯定是朴实无华的，恪守加尔文主义，现在却变成在装饰得美轮美奂的本科生食堂里的一场欢宴。至于午夜礼拜，我敢确定它曾经让墙壁都颤抖不已，当下却是一场跨教派信仰的欢庆，即使是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身处其间都不会觉得格格不入。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来自各种背景的学生都参加复活节庆祝活动，又因为各自不同的缘故，所有人都带着实现了期望和受到尊重的感觉愉快地散场。
塔夫特站在讲台上，和以往一样肥胖粗野。看着他，我想到了普罗克汝斯忒斯，那个神话中把人绑在床上折磨的拦路响马，如果受害人身体太短就把他们拉长，如果身体太长就砍了以符合床的长度。每次看见这个男人，我都会想，他长得真是怪异，头怎么那么大，肚子怎么那么圆，胳膊上的肥肉怎么就挂下来了，仿佛血肉从骨头上拉了出来。而且，他在台上的形象还有种类似演歌剧的味道。他穿着皱巴巴的白色礼服衬衫和旧了的花呢外套，鼓鼓囊囊的，似乎其思想要从他那人类外表的接缝中胀出来。亨德森教授向他走去，想调节别在他的翻领上的麦克风，塔夫特一动不动，像一条鳄鱼正由着鸟儿剔牙一般。这就是盘踞在保罗的豆茎顶端的巨人。我想起了埃普•兰和狗的故事，又恶心起来。
我们在听众席的后部找到一小块站立之地，塔夫特已经开讲了，而且内容与受难节的那些老生常谈相去甚远。他在放幻灯片，宽阔的白色投影布上显现出一系列形象，一个比一个可怖。被折磨的圣徒。遭杀戮的殉道者。塔夫特说，信仰比生命来得容易，但更难夺走。他有例子证明这个观点。
“圣丹尼斯，”他说，声音通过脑袋上方的扩音器起伏，“因被斩首而殉道。根据传说，他的尸身立起来，提走了头颅。”
讲台上方是一幅画作，一个蒙住眼睛的人脑袋枕在木块上。刽子手抡起硕大的斧子。
“圣昆丁，”他继续说，推入下一个影像，“雅各布•乔登斯作于一六五〇年。他上了肢刑架，又挨了鞭打。他向上帝乞求力量，活了下来，但之后又被当做男巫送上法庭。他受了肢刑鞭打，他的血肉从肩膀到大腿都被铁链勒开了花。钢钉打进了他的指甲、头骨和身体。最终，他人头落地。”
查理不知是看不出这其中的意思，还是在救护队里见了那么多恐怖景象之后对此无动于衷了。他朝我转过身来。
“斯泰因想干什么？”他低声说。
银幕上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男人，除了腰布之外全身一丝不挂，正被强迫躺在金属台上。他的身下点起了一团火。“圣劳伦斯，”塔夫特往下说，他很熟悉这些细节，用不着提示。“二五八年殉道。在烤架上被活活烧死。”
“他找到一本保罗写论文需要的书。”我说。
查理指了指保罗手里的包裹。“一定挺重要，”他说。
我本以为查理的言语间会有些锋芒，斯泰因让我们的游戏匆忙收场会让他阴阳怪气，但查理讲话的时候却带着崇敬之情。他和吉尔仍旧每说十次《寻爱绮梦》的书名就会有五次发错音，但至少查理看得出保罗做得有多努力，这项研究对他又有多么重要。
塔夫特又按了一下讲台后面的按钮，更加陌生的图像出现了。一个男人躺在木匾上，腹部侧面有一个洞。两侧分别由两个男人慢吞吞地拽着洞里伸出的绳索在炙肉架上把他翻来翻去。
“圣伊拉斯谟，”塔夫特说，“也称艾尔莫。他受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虽遭鞭笞棒击，柏油浇身，烈火炙烤，他仍活了下来。虽被投入牢狱，他仍得以脱身。他再次被抓之后，被按在烧红的铁椅上。最终，他的胃被切开，肠子被绕在绞盘上，这才算把他给杀掉了。”
吉尔对我说，“这绝对非同一般。”
后排有人朝我们转过脸要我们噤声，但看到查理之后似乎又缩回去了。
“校警甚至都不想听我讲纱窗的事情。”查理低声对吉尔说，仍旧打算攀谈下去。
吉尔把头转向讲台，不想提那事儿。
“圣彼得，”塔夫特继续说，“米开朗琪罗作于约一五五〇年，彼得在尼禄时期被害，应他自己的请求头朝下钉在十字架上。他很谦逊，不敢以与耶稣相同的方式上十字架。”
讲台上，亨德森教授看起来不太舒服，紧张兮兮地拽着袖子上的一个地方。塔夫特的演示里，一张幻灯片与下一张幻灯片之间彼此毫无关联，似乎不像演讲而更像一个施虐狂的偷窥表演。受难节演讲听众席上通常会出现的嗡嗡讲话声消解成专注的静默。
“嘿，”吉尔拍了拍保罗的衣袖说，“塔夫特总讲种东西吗？”
保罗点点头。
“他有点儿不正常，是吗？”查理低声说。
他们两个太长时间置身于保罗的学习生活之外了，刚刚才注意到这一点。
保罗点点头，可没说什么。
“然后，我们就到了，”塔夫特接着讲，“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有一个人专精暴力的语言，这是我一直就想传递的东西。今晚，我想与你们分享的不是一个他垂死之时创造的故事，而是他仍旧活泼泼时创作的神秘故事。这个男人是个罗马贵族，名叫弗朗西斯科•科隆纳。他写了曾印刷出版过的最稀罕的图书之一：《寻爱绮梦》。”
保罗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盯住了塔夫特。
“罗马？”我低声说。
保罗看着我，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可他还没答话，我们身后的入口处便起了骚动。门口的女孩和一个不知是谁的大个男人尖声吵骂起来。他们的声音传遍了礼堂。令我吃惊的是，当那个男人在灯光下现身时，我立刻就认出他来。
我想起母亲曾对我说过，好朋友会在你提出要求的时刻拔刀相助——而伟大的朋友则不需你多言就会挺身而出。人的一生中能够遇到一位伟大的朋友的机会已然很少，身边同时出现三位这样的友人就几乎显得不太可能了。
我们四个人是在大一那年秋天一个凉爽的夜晚相遇的。那时，保罗和我已经粘在一起了，而查理住在楼下的一个单人间，他到校第一天就闯进保罗的房间，要帮他拆行李，查理认为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独处更糟糕了，于是四处结识新朋友。
这个粗壮威严的家伙经常把保罗的房间门敲得梆梆响，头脑里又总带着新的冒险念头，保罗立刻就担心害怕起来。查理运动员样的体魄中的每样东西都似乎召唤出他心中的恐惧，仿佛他小时候曾被这副长相的恶霸折磨过。在我而言，我很奇怪查理并没有厌倦我们这两个静默严肃的人。在第一学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总认为他会弃我们而去，寻找与他自己性格相近的伙伴。我认定他是个富有的黑人运动员——那种人有当神经外科医生的母亲和做管理人员的父亲，自己又轻而易举地毕业于某个地区的预备学校，家庭教师比惹上的麻烦还要多，到普林斯顿来也没特别的想法，不过为了找点乐子，然后以中不溜秋的成绩毕业。
如今看来这似乎挺可笑。事实上，查理生长在费城市中心，和志愿者救护队一起穿行于城市犯罪最猖獗的地区。他是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毕业于公立学校，父亲为一家东海岸的化学制造商当地区代表，母亲则教七年级科学课。当他申请大学的时候，他的父母讲得明明白白，任何超出本州大学学费的支出都会是他要自己一肩扛起的包袱。从查理到校的那天起，他就申请了好几份学生贷款，毕业后要比我们其他人承担更多的债务。甚至连出身更差的保罗，经济状况也要比他好，因为保罗得到了一份全额奖学金。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除了保罗在论文期限临近时失眠了一个月之外，查理比我们其他人都做得更多，睡得更少。他期望付出的金钱能有巨大的回报，而为了使他的牺牲有所值，他牺牲得更多。在一个每十五个人中只有一个黑人，而这其中又只有一半是男性的学校里，要保持自己的身份地位并非易事。但对于查理来说，获取身份认同的方式却从来没有落入凡俗的套路。他有着天下无双的个性，带着令人无法抗拒的使命感，从一开始我就感觉我们是生活在他的世界里，而非我们自己的世界里。
当然，在那个十月末的夜晚。我们并不知道所有这一切，那时我们认识他不过六周，而他则带着到迄今为止仍然是最大胆的计划敲响了保罗的门。大致从南北战争开始，普林斯顿的学生便有偷盗拿梭楼顶上钟锤的习俗，那栋房子是校园里最古老的建筑。原初的想法是倘若新学年的钟声不敲响，那么新学年就不会开始。我不知道是不是当真有人相信这一点。不过我的确知道偷盗钟锤成为了一项传统，学生们为了偷钟锤干了从撬锁到扒墙等各种勾当。一百多年之后，校方实在厌烦了这种哗众取宠的举动，又担心发生意外会惹上官司，最终宣布钟锤已经被取掉了。只是，查理得到的消息正好相反。取掉钟锤是骗人的把戏，他说，钟锤毫发未动。而今晚，他要在我们的帮助下把它偷来。
拿着偷来的钥匙闯入历史建筑，拖着我的残腿逃过学监的追捕，这一切只为了一个不值钱的钟锤并在校园里赚个流传十五分钟的名声，不需我多解释，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世界一流的好主意。不过，查理越阐述他的计划，我就越明白他的目的：如果说大三和大四的学生们要应付研究文章和论文，大二学生在选择主修专业和餐饮俱乐部，那么留给大一学生干的就只有冒险或在冒险的时候被逮个正着了。他认为，主任们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态度。当查理坚持此次行动得有三人参加——不能再少——的时候，他和我决定解决问题惟一公平的方式就是投票了。在这场温和友爱的民主测试中，我们以微弱多票战胜保罗，因为保罗从来就不是集体行动中唱反调的人，所以他也就屈从了。我们同意为查理望风，在计划好行动步骤之后，我们三人找齐了能找到的黑色衣衫，于黑夜时分出发去拿梭楼。
如今，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新生的汤姆——那个从可怕的车祸中幸存下来，为明天的战斗继续生活的人——较之谦卑的旧日汤姆更加勇敢，更具冒险精神。但我们还要讲讲清楚。不管新旧，我都不是埃维尔•克尼维尔埃维尔•克尼维尔（Evel Knievel），美国特技演员，以表演驾驶摩托车飞跃障碍物而闻名于世。。我们到达拿梭楼，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我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紧张得浑身大汗，每一点影子，每一个响动都让我心惊肉跳。一点钟刚过，真的出事了。随着第一批餐饮俱乐部酒吧打烊，学生们和校卫队员们开始汇成人流自西面返回校区。查理保证过到此时我们就会撤离拿梭楼，可如今他踪影全无。
我转过身，憋着气对保罗说，“怎么要这么久啊？”
可没有应答。
我朝黑暗处走了一步，眯起眼睛瞅着幢幢暗影，又喊了一声。
“他在那儿做什么哪？”
但当我瞥过拐角时，却没有看到保罗的踪影。那楼的前门半开着。
我跑到入口处，探进脑袋，发觉保罗和查理正隔着一段距离说话。“它不在上面，”查理说。
“快点！”我说，“他们来啦。”
突然，我身后的黑暗中响起了一个声音。“校园警察！站在原地！”
我惊恐地转过身。查理的声音噎住了，陷入沉寂。我想我一定是听错了，因为我认为保罗骂了句粗话。
“把手放在屁股上，”那声音又说。
我头脑发胀。我想到了留校察看，警告处分，开除学籍。
我服从照做。
静了一会儿。我竭力想看清黑暗中的校警，可什么都看不到。
接着，我听到了他的大笑。
“现在扭屁股，宝贝儿。跳舞吧。”
从阴影里走出来的是个学生。他又大笑起来，一边走近一边还醉醺醺地跳着伦巴舞步。他的身高介于我和查理之间，黑色的头发拂在脸上。他穿着合身的黑色便装，里面是一件上过浆的白衬衫，散着许多扣子。
查理和保罗从我身后的楼里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地走了出来。两手空空。
那年轻人微笑着朝他们走去。“这么说，那是真的？”
“什么？”查理瞪着我，咆哮道。
年轻人指着钟楼。“钟锤。他们真的把它拿掉了？”
查理一言不发，但保罗点了点头，仍旧一副充满冒险感的样子。
我们的新朋友想了一会儿。“你上去过了？”
我预计到事情将会向何处发展下去了。
“嗯，你们不能就这么离开。”他说。
调皮劲儿在他的眼睛里舞蹈。这会儿，查理更喜欢他一点儿了。没过多久，我回到自己的岗位，守着东门，而他们三个消失在了楼里。
十五分钟之后，他们回来了，却没穿着长裤。
“你们在搞什么？”我说。
他们挽着手臂向我走来，穿着裤衩跳起了小步的吉格舞。我抬头看楼顶，发现六条裤腿在风标上呼啦啦地飘扬。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得回去了，可他们对视了一眼，嘘了我一声。陌生人坚持要我们去一家餐饮俱乐部庆贺。他知道这会儿在展望大道，穿不穿长裤没什么要紧，便说，去常春藤喝几杯吧。而查理愉快地答应了。
我们朝东向常春藤走去的时候，我们的新朋友给我们讲他在高中恶作剧的故事：为庆祝情人节把池塘染成红色；新生在英文课上读卡夫卡的时候放蟑螂；在《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上演之夜在剧院的屋顶上放了个巨大的充气阴茎，让剧社颜面扫地等等。你对之一定会印象深刻。事有凑巧，他也是一名大一学生。他说自己是埃克塞特学校的毕业生，名叫普雷斯顿•吉莫尔•兰金。
“不过，”他又说，这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叫我吉尔好了。”
当然，吉尔跟我们其他人不一样。现在回想起来，他在来普林斯顿之前就已对埃克塞特学校的富足习以为常，充足的财富及其使生活产生的差别在他面前也就溃于无形。在他眼里，衡量一个人的惟一有意义的标准便是性格，也许这就是在我们的第一个学期里，吉尔立刻就被查理所吸引，然后又通过查理进入我们的生活的原因。他的魅力总能抚平我们之间的差别，跟吉尔在一起，让我总是觉得有忙不完的事情。
吃饭和聚会的时候，他总为我们预留位置，保罗和查理很快确定他所谓的社交生活并不完全适合他们，而我发觉自己很喜欢吉尔的陪伴，尤其是我们围坐在饭桌边或侧着身子来到常春藤俱乐部酒吧间的吧台前时，不管是跟朋友一起还是单独行动都是如此。如果说保罗在教室里或书本中放松自在，查理在救护车里如鱼得水，那么吉尔在任何一个除了尽兴聊天之外别无其他目的的场合都挥洒自如。我记忆里在普林斯顿最美妙的夜晚中有很多是同他一起度过的。
大二那年春末，到了我们选择餐饮俱乐部——或者说俱乐部挑选我们的时候了。那时候，大多数俱乐部采用一种抽签机制来决定其选择：候选人在一张开放的名单上填好自己的名字，然后随机抽取俱乐部的新成员。不过，也有些俱乐部保留了古旧一些的机制，所谓斗嘴程序。斗嘴程序类似兄弟会里为争取新会员而举办的一系列社交活动，在斗嘴程序中，俱乐部根据优点而不是运气来选择其新成员。同兄弟会一样，他们采用的对优点的定义与你所认为的，比如说在词典中找到的，不尽相同。查理和我在隐居客栈俱乐部的抽签名单上加了自己的名字，我俩的朋友们似乎都聚到那儿去了。吉尔当然决定去斗嘴程序。而保罗，在老常春藤会员理查德•库里的影响下，把小心谨慎忘得一干二净，也加入了斗嘴程序。
从一开始，吉尔就是常春藤的不二人选。他满足入会的每一条标准，既是俱乐部会友之子，又是校园里那些合宜的社交圈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他随便侍弄一下就挺英俊潇洒——时尚而不俗气，风风火火却又彬彬有礼，聪明可又不迂腐。他的父亲是个富裕的证券商，为这个惟一的儿子提供一大笔骇人听闻的生活费，可这对他的运气丝毫无损。那年春天，他被接受进入常春藤，一年之后，又被选为俱乐部主席，这一点儿都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我想，保罗被常春藤接纳是另一种不同逻辑的结果。吉尔，和更远一些的理查德•库里，对他的支持起到了帮助作用，使保罗在自己永远不会去扎堆的人群中凸现出来。?单凭这些关系并不能成就他的胜出。那时候，保罗也被视为我们班上的学术名人之一。他和那些从来不走出燧石的书虫不一样，他被好奇心驱使着，这使他成为一个别人乐于与之打交道的人。常春藤的上层人物似乎在这个大二学生身上找到了迷人之处，他面对挑选过程中无休无止的说笑一筹莫展，却在提到故去的作家时用他们的名字而非姓氏，而且似乎还真的跟他们有那般熟稔。他们接受保罗的时候，他甚至都不感到惊异。那个春夜，他回来的时候，已喝了一肚子庆祝的香槟，我想他已找到了一个新家。
事实上有那么一阵子，查理和我担心常春藤的引力会把他们俩从我们身边吸走。那时候，理查德•库里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保罗生活中的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两人是在我们大一学年之初遇到的，那一回我偶然去纽约，答应和库里一起吃顿饭。那个男人在我父亲过世后表现出的对我的兴趣总被我看成是一件怪异且自私的事情——我从来都不明白我们俩当中谁才是那个情感上的替代品，是没有孩儿的父亲呢，还是没了父亲的孩儿——于是我请保罗和我们一起吃饭，希望拿他当个缓冲。而此举起的作用比我想要的更佳。沟通瞬间就形成了：库里总希望在我身上看到的那种我父亲所具有的潜质，立刻在保罗身上发现了。保罗对《寻爱绮梦》的兴趣激活了库里的记忆，那可是他与我父亲和文森特•塔夫特一起工作的辉煌日子，而仅仅过了一个学期，他便提出送保罗去意大利做暑期研究。从那时候起，这个男人对保罗的支持力度开始让我忧心起来。
不过如果说查理和我害怕正在失去两个朋友的话，我们很快就安心了。大三结束的时候，吉尔提议我们四个在大四的时候住在一起，这一决定意味着他愿意放弃住在常春藤主席室的权利，而与我们在校园里成为同居室友。保罗立刻就同意了。我们在住宿抽签活动中拿到了一个中不溜秋的号儿，于是住到了多德北端的四方院。查理认为住四楼能迫使大家进行更多的锻炼，但便利和舒适的意见占了上风，感谢吉尔，底层一个装修整齐的套间就此成了我们在普林斯顿最后一年的家。
眼下，吉尔、保罗和我来到了大学附属教堂和演讲厅之间的庭院，眼前的景象十分奇怪。雪地里支起了十多个露天顶篷，每个顶篷下面都摆着一长溜桌子的食品。我立刻就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只是不相信罢了。演讲的组织者打算在户外供应点心。
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乡村狂欢节，桌子边空无一人。顶篷下的土地上，泥巴和杂草团混合在一起，乱七八糟的。雪蹑手蹑脚地从四周飘进来，白色的桌布在狂乱的风中不自在地拍打，上面压着很快就要供应热巧克力和咖啡的大型饮料机和冷冰冰的浅盆，浅盆里盛着用塑料膜裹好的小饼干和花色小蛋糕。在沉寂的庭院里，这成了一幅别致的景象，像一座以突遭灾祸而闻名的城市，一座临时搭起的庞贝城。
“简直是开玩笑，”停车的时候吉尔说道。我们下了车，他向礼堂走去，又停下脚步摇了摇近处帐篷的支撑杆。整个篷子摇摇晃晃。“等查理来看吧。”
正在此时，查理出现在演讲厅的大门口。不知为什么，他正准备离开。
“嘿，查理，”我们向前走，我一边大喊，一边指着院子。“你觉得这怎么样啊？”
不过查理正在想着其他事情。
“我怎么才能进观众席啊？”他冲吉尔骂道，“你们这些白痴在入口处摆了个丫头，她不让我过去。”
吉尔为我们其他人开门。他知道查理说的“白痴”是指常春藤的人。常春藤的三个大四学生正好是校园里最大的基督教团的联合发起人，所以参与协调复活节的各项庆祝活动。
“别这样，”吉尔说，“她们只不过以为乡村俱乐部有可能来捣乱罢了。她们要防患于未然。”
查理夸张地抓住自己。“没错，嗯，我差点儿就被他们给灭了。”
“说得好，”我说着朝温暖的礼堂走去。我的鞋子已经湿透了。“我们能进去吗?”
楼梯平台上，一个大二女生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金色的头发喷着闪色发胶，皮肤则是滑雪者的那种黝黑，她已经在那里摇头了。而当吉尔在我们之后走上楼梯时，一切都变了。
大二女生局促不安地看着查理。“我不知道你是跟吉尔一起……”她开口道。
我能听见里面比较文学系亨德森教授的声音，他正向观众介绍塔夫特。
“没事儿。”查理说着走过桌子直奔入口。我们其他人跟了上去。
听众席坐得满满当当。沿着墙壁和大厅后部靠入口的地方站满了没找到座位的人。我瞥见凯蒂和其他两个常春藤大二学生坐在后排，可还没来得及跟她打招呼，吉尔就推着我往前走，找一个我们四个能立足的地方。他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指了指前台。塔夫特走上了讲台。
受难节演讲在普林斯顿是一项根深蒂固的传统，复活节三大庆祝活动中的首项，很多学生，不管信不信基督教都把它们当做社交生活中的固定节目。据传说，这些活动是一七五八年春天由乔纳森•爱德华兹发起的，这个激情四溢的新英格兰教士的第二职业便是普林斯顿的第三任校长。爱德华兹带着学生在周五受难节之夜听布道，周六傍晚共进宗教晚餐，又在复活节周日来临之际的夜半时分举行礼拜。这些仪式不知为何原封不动地传到了现在，应该是得益于那种对时间与财富的免疫力吧，大学里有许多事情就像动物不?不觉地陷入一个天然的柏油坑一样，再也不受时间和命运的摆布，虽然生命已经结束，尸骨却得以长存。
凑巧的是，其中之一便是乔纳森•爱德华兹本人。刚到普林斯顿不久，爱德华兹就被注射了强效天花疫苗，三个月不到，那老头却因天花而一命呜呼。虽然从事实层面上讲，他可能身体太差，无法创立这些加诸他头上的庆祝活动，但校方年复一年重新举办这三项活动，而且委婉地称其适应了“现代语境”。
我怀疑乔纳森•爱德华兹从来就对委婉语或现代语境不大感兴趣。想想他那最为著名的比喻吧，他把人类的生命比喻成一只被愤怒的上帝挂在地狱上方晃晃悠悠的蜘蛛，后人这种做法肯定会让这老头每年春天都要在棺材里不得安生。如今，受难节布道不过是由人文学科的教员做个演讲；而在演讲中提到次数比上帝少的惟一事物便是地狱。原先的宗教餐肯定是朴实无华的，恪守加尔文主义，现在却变成在装饰得美轮美奂的本科生食堂里的一场欢宴。至于午夜礼拜，我敢确定它曾经让墙壁都颤抖不已，当下却是一场跨教派信仰的欢庆，即使是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身处其间都不会觉得格格不入。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来自各种背景的学生都参加复活节庆祝活动，又因为各自不同的缘故，所有人都带着实现了期望和受到尊重的感觉愉快地散场。
塔夫特站在讲台上，和以往一样肥胖粗野。看着他，我想到了普罗克汝斯忒斯，那个神话中把人绑在床上折磨的拦路响马，如果受害人身体太短就把他们拉长，如果身体太长就砍了以符合床的长度。每次看见这个男人，我都会想，他长得真是怪异，头怎么那么大，肚子怎么那么圆，胳膊上的肥肉怎么就挂下来了，仿佛血肉从骨头上拉了出来。而且，他在台上的形象还有种类似演歌剧的味道。他穿着皱巴巴的白色礼服衬衫和旧了的花呢外套，鼓鼓囊囊的，似乎其思想要从他那人类外表的接缝中胀出来。亨德森教授向他走去，想调节别在他的翻领上的麦克风，塔夫特一动不动，像一条鳄鱼正由着鸟儿剔牙一般。这就是盘踞在保罗的豆茎顶端的巨人。我想起了埃普•兰和狗的故事，又恶心起来。
我们在听众席的后部找到一小块站立之地，塔夫特已经开讲了，而且内容与受难节的那些老生常谈相去甚远。他在放幻灯片，宽阔的白色投影布上显现出一系列形象，一个比一个可怖。被折磨的圣徒。遭杀戮的殉道者。塔夫特说，信仰比生命来得容易，但更难夺走。他有例子证明这个观点。
“圣丹尼斯，”他说，声音通过脑袋上方的扩音器起伏，“因被斩首而殉道。根据传说，他的尸身立起来，提走了头颅。”
讲台上方是一幅画作，一个蒙住眼睛的人脑袋枕在木块上。刽子手抡起硕大的斧子。
“圣昆丁，”他继续说，推入下一个影像，“雅各布•乔登斯作于一六五〇年。他上了肢刑架，又挨了鞭打。他向上帝乞求力量，活了下来，但之后又被当做男巫送上法庭。他受了肢刑鞭打，他的血肉从肩膀到大腿都被铁链勒开了花。钢钉打进了他的指甲、头骨和身体。最终，他人头落地。”
查理不知是看不出这其中的意思，还是在救护队里见了那么多恐怖景象之后对此无动于衷了。他朝我转过身来。
“斯泰因想干什么？”他低声说。
银幕上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男人，除了腰布之外全身一丝不挂，正被强迫躺在金属台上。他的身下点起了一团火。“圣劳伦斯，”塔夫特往下说，他很熟悉这些细节，用不着提示。“二五八年殉道。在烤架上被活活烧死。”
“他找到一本保罗写论文需要的书。”我说。
查理指了指保罗手里的包裹。“一定挺重要，”他说。
我本以为查理的言语间会有些锋芒，斯泰因让我们的游戏匆忙收场会让他阴阳怪气，但查理讲话的时候却带着崇敬之情。他和吉尔仍旧每说十次《寻爱绮梦》的书名就会有五次发错音，但至少查理看得出保罗做得有多努力，这项研究对他又有多么重要。
塔夫特又按了一下讲台后面的按钮，更加陌生的图像出现了。一个男人躺在木匾上，腹部侧面有一个洞。两侧分别由两个男人慢吞吞地拽着洞里伸出的绳索在炙肉架上把他翻来翻去。
“圣伊拉斯谟，”塔夫特说，“也称艾尔莫。他受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虽遭鞭笞棒击，柏油浇身，烈火炙烤，他仍活了下来。虽被投入牢狱，他仍得以脱身。他再次被抓之后，被按在烧红的铁椅上。最终，他的胃被切开，肠子被绕在绞盘上，这才算把他给杀掉了。”
吉尔对我说，“这绝对非同一般。”
后排有人朝我们转过脸要我们噤声，但看到查理之后似乎又缩回去了。
“校警甚至都不想听我讲纱窗的事情。”查理低声对吉尔说，仍旧打算攀谈下去。
吉尔把头转向讲台，不想提那事儿。
“圣彼得，”塔夫特继续说，“米开朗琪罗作于约一五五〇年，彼得在尼禄时期被害，应他自己的请求头朝下钉在十字架上。他很谦逊，不敢以与耶稣相同的方式上十字架。”
讲台上，亨德森教授看起来不太舒服，紧张兮兮地拽着袖子上的一个地方。塔夫特的演示里，一张幻灯片与下一张幻灯片之间彼此毫无关联，似乎不像演讲而更像一个施虐狂的偷窥表演。受难节演讲听众席上通常会出现的嗡嗡讲话声消解成专注的静默。
“嘿，”吉尔拍了拍保罗的衣袖说，“塔夫特总讲种东西吗？”
保罗点点头。
“他有点儿不正常，是吗？”查理低声说。
他们两个太长时间置身于保罗的学习生活之外了，刚刚才注意到这一点。
保罗点点头，可没说什么。
“然后，我们就到了，”塔夫特接着讲，“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有一个人专精暴力的语言，这是我一直就想传递的东西。今晚，我想与你们分享的不是一个他垂死之时创造的故事，而是他仍旧活泼泼时创作的神秘故事。这个男人是个罗马贵族，名叫弗朗西斯科•科隆纳。他写了曾印刷出版过的最稀罕的图书之一：《寻爱绮梦》。”
保罗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盯住了塔夫特。
“罗马？”我低声说。
保罗看着我，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可他还没答话，我们身后的入口处便起了骚动。门口的女孩和一个不知是谁的大个男人尖声吵骂起来。他们的声音传遍了礼堂。令我吃惊的是，当那个男人在灯光下现身时，我立刻就认出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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