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遭帝国主义掠夺和蹂躏的惨痛记忆和建国后严峻的国际环境使新中国一直在为争取生存权而谋求发展。计划经济总动员体制下激进的重工业化粗暴地割裂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虽然释放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束缚的社会活力，但是并没有清算重工业化时代扭曲的社会结构，社会的分裂和不公反而愈演愈烈。

　　改革开放后民众的活力在很多情况下爆发在政府的预期之外。民营企业异军突起是如斯，亿万人口大流动亦是如斯，大城市群拔地而起更是如斯。社会活力的大爆发虽然成就了中国的大发展，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同时带来了财富向部分群体的集中，产业向大城市群的集聚。不公平的制度更是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造成了经济增长成果不能共享的严峻局面。

　　对于正在急速增长的社会财富，如何公平地分配和再分配，营造成果共享的社会机制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课题。中国亟待提高劳动分配率和劳动者的权益，社会结构需要从强政府、强资本向强劳工、强消费者进行转型。为此需要容忍和扶持工会和NPO（非营利组织）等劳工权益代言团体的成长。

　　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大前提是融合被分割的社会，没有社会的融合，中国不可能实现持续安定的发展。今天中国所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来源于制度化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不仅人为地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平等，也严重地阻碍了地区间、产业间的人口流动，抑制了中国的社会活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如何将人口固定化的社会顺利地转型为以人口移动为前提的流动化社会。

　　消除社会隔阂和制度化的不公平、不平等，促进社会的流动性都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并且构建起保证区域间、产业间人口流动利益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说，改革户籍制度，谋求社会的融合、和谐和公平是中国社会结构改革的最重要课题。

　　中国亟待建立再分配机制，以再分配机制来缩小地区间、群体间的最终所得差距，防止资本和土地取得过高的分配率，形成旺盛而稳定的国内市场需求，实现社会和谐。为此必须尽早实现以覆盖全民的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年金、最低生活保障等为核心的国民基本保障体制，缓解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必须果敢地实行财政、行政体制改革，构建全国性再分配机制，确保地方行政事权、财权的统一，促进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中国需要营造宽容、开放的城市社会，将大规模的人口移动转变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量。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群如何建设和谐的高密度城市社会是一个迫切而严峻的挑战。

　　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城市建设正在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国各地展开。然而，政府主导的开发无法实现具有魅力的高密度城市社会，社会矛盾四起，城市病日渐突出。城市发展需要确立其自律发展和进化的机制，这需要市民参与对城市形态、社区、交通体系、教育体制等城市社会价值的选择，还需要专家群体将这种选择转变为城市空间形态和社会机制。因此，中国城市的发展需要从政府主导型的开发向政府、市民、专家三者互动型机制转型。

　　如何构建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社会，如何提高城市生活的质量，营造重视传统和文化、充满知性和魅力的开放城市空间是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挑战。

　　中国需要认识今天活力的源泉，顺应社会活力所要求的社会变革。中国社会既需要营养、呵护和诱导社会活力，强化发展的内生机制，还需要追求社会公平、平等、自由和成果的共享。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迫切需要社会变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