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维持今天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发挥引擎的作用，需要依靠大城市群的持续发展带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化解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大城市群的发展左右着中国的未来。然而大城市群持续发展本身是一场极其艰难的挑战。

　　1．大城市群的重要性

　　关于城市圈有许多定义。笔者将城市圈定义成为通勤圈，通过通勤交通网和卫星城市的建设，城市的圈域可以扩大。

　　关于大城市群，法国的地理学家哥特曼在1961年出版的《大城市群》16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了这一概念。当时他把美国东海岸五个大城市组合成的一个3,000万人口的地区统称为大城市群。

　　哥特曼认为大城市群是城市化的最高到达点，是文明的实验室。但是哥特曼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对大城市群进行一般性的定义。

　　本书阐述的大城市群已经远远不是哥特曼当年所描述的概念，今天大城市群所内含的生产力与发展形态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本书所阐述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革命下的大城市群的发展。大城市群的经济主体已经从全套型的产业结构演变为全球分工型的产业结构，已经从工业经济进化到知识经济。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大城市群与哥特曼当年的研究对象相比，在规模、内涵和密度上完全不同。所谓美国东海岸大城市群的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城市间分工的交往和互动程度都远远不及今天中国的大城市群。在海外，唯一能与中国大城市群可类比的是以新干线为依托形成的日本东海道大城市群（包括东京大城市圈、名古屋大城市圈、京阪神大城市圈）。

　　大城市群的基本概念可以定义为是由多个大城市圈聚合而成的高密度的、关联紧密的城市空间。在这个城市空间里存在着众多的大城市圈和中小城市，不同层次的城市功能在密集的空间范围内有机地相互联动，城市间的空间距离和经济距离被高密度的高速交通网络缩短，城市之间交流和交易所产生的活力是大城市群效益的所在。

　　在200多年的近代城市化进程中，大城市群是现在能够看到的最高城市形态。虽然大城市圈可以定义为通勤圈，但是大城市群却不是巨大的日常生活圈。大城市群是一天之内可以往返其间完成会谈、洽商等业务的工作圈域，大城市通过发挥它与世界交流交易的中枢功能，给内部各个城市带来巨大的活力。

　　中国的三大城市群是信息革命下全球供应链的扩张与改革开放相互作用的产物。今后中国的经济和人口将越来越向三大城市群集中，三大城市群将成长为对世界经济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空间。这一人类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大规模、高密度城市空间的健康发展需要明确的大城市群政策的支持。

　　2．面对大规模高密度城市社会

　　产业和人口向三大城市群集中的趋势，无疑将导致在这些地区形成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空间。高度的集聚效应是大城市、大城市群发展的原动力，但是集聚的负面效应也已经在中国的大城市日渐突出，慢性的交通堵塞、长时间通勤的常态化、居住环境的低劣、热岛效应等大城市病愈演愈烈。

　　得益于以地铁和轻轨为主的公共交通网络的完善，东京大城市圈（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琦玉县）形成了拥有3,400万人口的巨大城市空间，其规模和人口密度都堪称发达国家之最。2000年东京23区的人口密度高达1.31万人/平方公里，这是以汽车为交通骨架的欧美城市所不能企及的高人口密度。然而上海浦西地区的人口密度早在1991年就已经高达3.76万人/平方公里，是东京23区的2.9倍，高密度城市社会已经是中国的现实。

　　高密度的人口促使城市向高空发展。以上海为例，以420米高的金茂大厦为首的高层建筑17已经超过7,000栋，上海今天已经成为全球高层建筑最密集的城市。中国大城市群的城市人口密度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大规模的人口移动今天还刚刚拉开帷幕。今后农村劳动力还将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接纳这些人口的主要空间是城市群、大城市。三大城市群将发展成为人口在2亿3亿规模的超大规模、高密度城市空间，这意味着中国面临着构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密度城市社会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