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复原被割裂的社会结构

　　中国社会被分隔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两大社会集团已经达半个世纪之久。中国今天所面对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和矛盾都与这种分隔的社会结构有关。在思考中国的未来时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以被制度化的二元社会结构为前提的思路，另一种是从恢复社会和谐和公平的角度考虑未来的思路。毫无疑问，后者是对将来负责的思路。但是现在大部分的政策讨论都是在前者的思路下进行的，中国的政策思考为分裂的社会结构所束缚。

　　实现社会的和谐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前提。如果不能复原分裂的社会结构，不可能构建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局面。应该说复原分裂的社会结构，确立全民权益平等的社会公平是中国社会结构改革的最重要课题。

　　现在中国政府统计的农民工数量多达1亿5,000万人，这一数字本身极其巨大。从2001年实施的全国人口普查中可以看到，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中滞留着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例如，江苏省苏州市滞留着116万人，上海市滞留着360万人，广东省东莞市滞留着500万人，深圳市滞留着581万人的外来务工人员。更重要的是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增长非常迅速，以苏州市为例，2006年外来务工人员数量超过500万人，为2001年的近5倍，平均一年增长近100万人。该市的外来务工人数2007年底将超过600万人3。

　　从以上的数字可以看到，改革开放政策后实行的农村工业化政策和小城镇政策都没能有效地抑制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农村人口大规模地滞留在城市，特别是两个三角洲大城市群，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的问题在于过去没有正确地认识到人口移动的必然性。由于在制度上没有能够及时地应对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因此虽然二十多年来从农村向城市移动的人口规模越来越大，这种现实却没有得到政策和制度上的认可。

　　制度的严重滞后使外来人口在城市生活中受到诸多限制，给外来务工人员，特别是农民工带来了精神和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制度上的限制使民工不得不长期往返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无法由农村定居城市。一代代的农民工消耗在农村与城市的徘徊之中，这是现行中国发展模式下产生的最大社会悲剧，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制度悲剧。

　　虽然在许多城市，外来人口已经超过了户籍人口4，但是在中国今天出台的绝大部分城市规划还都只是以户籍人口作为规划前提，外来人口的存在在城市规划中往往被政策性忽视。忽视大量实际存在人口的规划，造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严重不足。而当地政府和一部分舆论往往又将由此造成的困难和混乱归咎于外来人口的大量存在。

　　近年来，一些省份开始着手对户籍制度实施改革，放宽了对外来务工人员移居和享受公共服务的政策，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然而，中国的人口大移动是一场全国性的大迁徙，所涉及到的也不仅是户籍制度，还牵涉到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土地等一系列制度。因此，光靠一个省或一个部门的努力无法予以真正的应对，需要举国统筹的全面改革，需要一场全面的社会大变革。

　　中国今天迎来了空前规模的人口移动期，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是欧美、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都未曾经历过的。为了应对这一人类史上不曾经历过的人口大移动，必须充分地认识到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人口移动的巨大能量。

　　21世纪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将人口移动的巨大能量诱导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如何将人口固定化的社会顺利地转型为以人口移动为前提的流动化社会。为此必须改革限制人口移动的现行户籍制度，构建保证区域间人口移动利益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2．构建再分配体制

　　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将经济发展的恩惠分配到所有的阶层和地区。如果能够成功地解决分配问题，中国经济将会顺利地实现由出口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的转变，实现长期安定的发展。相反，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将有可能加剧社会分裂和对立，影响社会稳定，严重地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再分配机制的建设十分重要。

　　中国现在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再分配机制。中国亟待构建有效的再分配机制，缓解正在扩大的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