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人，队伍的尾巴，是胡妈。她手里拿着一个包袱，里面包着为艾好准备的尿布。本来是不需要她跟过来的，可是她担心我妈妈把艾早打扮得太漂亮了，一不留神被街上的“抹花儿”掳走。“抹花儿”就是专门拐骗小孩子的人。其实，有我妈妈和李艳华两个大人跟着，哪里有这么胆大包天的“抹花儿”呢？胡妈一路跟着，不过是为了欣赏艾早漂漂亮亮走在街上的样子罢了。我妈妈对胡妈的心思完全的心知肚明，她尽量地满足胡妈，交给她保管两块尿布的任务，实际上也就是给她一个跟着出门的理由。

　　仲春四月，天已经有点热了。我们尽量地走在梧桐树阴里。半个月没有下雨，碎石子的路面干得发白，一脚踩下去，扬起低低的灰尘，黑布鞋面靠近鞋底的一圈变成了土黄色，像是鞋子外面又套了一层薄薄的鞋套一样。我和艾早一路跳跃着，专拣树叶投下来的阴影走，谁要是踩出影子就算是输。有时候树叶稀薄，影子突然断掉了，必须跨一大步才不至于出局。还有的时候行道树突然缺了一棵，好几米宽的路面对天空亮出了肚皮，我们不可能伸直双臂优雅地飞过这段空当，只好踮了脚尖，麻雀一样地蹦过去。逢到这种情况，输赢就不计。

　　我们走过了一个果品食杂店，店堂的竹匾中堆了约莫十几个干巴巴的苹果，一捧长了虫子的红枣，还有一些看上去像泥巴捏出来的土黄色的核桃。一个裁缝店，店门口横着拉起一根绳子，挂着已经完工的长长短短的裤子和清一色浅蓝或深蓝的上衣。一个卖包子和面条的小饭馆，此刻不在饭时，灶火封着，店伙计趴在桌上打瞌睡，苍蝇围着他嗡嗡地转。一个橱窗里陈列着热水瓶、手电筒和雨靴的百货用品店。我不知道布置橱窗的人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换成洋娃娃和小汽车，那样会漂亮得多，最起码小孩子会愿意看。我们还走过邮局。邮局的门窗漆成绿色，街边上竖着一个邮筒，橱窗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玻璃上贴着红色蜡光纸剪出来的字，五个，排成圆弧形。我在城里的很多地方都见到过这五个字，都是一模一样的写法，这使我感觉到一种仪式上的庄严。我上了小学一年级之后终于把这五个字认出来了，它们就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在邮局门口停了一会儿，等妈妈从后面赶上来，因为我们不知道要不要走进邮局，走到最后面的一间办公室，把爸爸叫出来。但是妈妈赶上我们后，轻轻摇一摇头。于是我们又回到路边上，找地上的树影。

　　我们最终推开“宏光”照相馆的锃亮的玻璃门，兴奋而又胆怯地走进去。一股廉价地毯上散发出来的潮湿味把我裹住了。里面的空气很闷，人们走来走去时全都是小声地说话，仿佛怕惊着了那个黑箱子里的镜头。我妈妈去交钱，开票，然后让我和艾早坐在一张绿色长凳子上，把艾好塞在我们两个人中间，屁股下垫一个方木块，以便在镜头中跟我们差不多高矮。我妈妈自己藏身在艾好背后，双手扶住他的腰，不让他滑掉下去。

　　我这才知道，需要照相的是我们三个孩子，姐弟三个人合影。我不知道的是，照完这张相片之后我就要跟李艳华回家，成为李艳华和张根本的女儿。

　　因为面对镜头的紧张，我和艾早都有点过于严肃，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艾好则对钻在黑布下面的摄影师发生了兴趣，他以为那人在跟他捉迷藏，于是眯缝着眼睛咯咯地笑。可是摄影师钻出布笼，捏下橡皮球的瞬间，灯光骤然一亮，艾好吓得一愣，紧跟着哇地大哭，身体用劲地往后仰倒，我妈妈赶紧把他抱了下去。

　　照片洗出来之后，艾好圆睁的眼睛里全都是吃惊和惶惑。他仿佛对这个世界很不适应，恐惧无比，无路可逃，一副欲哭未哭的沮丧。

　　那天晚上，在张根本家里吃完了一大碗蒸鸡蛋拌饭，我就开始闹着回家。我扔掉了张根本特地买给我的一个花皮球，使劲掰开他的手，哭得声音嘶哑，几近昏厥。我并不明白领养意味着什么，可是我本能地感觉到我妈妈把我抛弃了，我被我的家人排除在外，遗弃在外。他们谁都不再爱我。我再也不能跟艾早一起玩耍，也不能揪艾好的腮帮子，更不能抠大门上的木屑，而后等着胡妈的一声呵斥。我害怕，惊恐，绝望，有一种坠入深渊的恐惧。我只有用哭声来表达我的抗议和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