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铭帮我打电话到电信局服务台，要求开通一个防恶意骚扰的功能。服务小姐娇嗲地笑起来，说，先生，对不起，固定电话还没有开发这个功能，您可以开通“来电显示”，选择不接某些号码的电话。贾铭说，可是在选择之前，电话铃已经响了，骚扰已经发生，怎么办？小姐出了个主意：要么您选择去公安局报案？

　　贾铭真的去了一趟派出所，回来告诉我说，手续太麻烦了，动静太大了，要申请，要开证明，要调查核实，审批，立案……还是拔了电话线吧，天长日久地打不通电话，对方会忘了这事的。

　　于是，那天晚上，睡觉之前，我拔掉了电话线。拔掉电话线后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床边。早春二月的天气，我把被子裹在身上，仍然觉得冷，心中备感凄凉。我知道这不是陈清风想要的结果。不管他有没有给我留下一笔钱，这都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后来我就睡着了。我出乎意料地睡得非常踏实，就连做梦也没有让我醒来。我记得我做了一连串的梦，一个套着一个，有点绵延不绝的意思。比较清晰的一个，是关于陈清风的。梦中我和艾早推搡着又拉扯着，一脸傻笑地闪进县广播站的院子。我们都是十六岁的年龄，穿碎花的棉布套头衫，藏青色三角裙，浅蓝色塑料凉鞋，额前剪出齐齐的刘海，过于浓厚的头发扎成两个毛刺刺的刷锅把，如果不小心把手指插进头发里，会摸到粘腻腻的头油和污垢。

　　我们在广播站的两层小楼里上上下下地奔跑，焦急地寻找陈清风。楼里却空无一人，像唐山地震发生后小城里万室皆空的样子，黑洞洞的门窗后透出瘟疫般的死寂和苍凉。我们两个人的凉鞋啪嗒啪嗒地敲打在水泥楼板上，发出来的回声阴森而恐怖，仔细听上去，是一种叹息，沉重的、悠长的、呻吟一样的叹息。艾早找得不耐烦了，生气地跺一下脚，大声喊：“陈清风！你在哪儿？”

　　院子里的一棵泡桐树忽然哗啦哗啦地响起来，恶作剧样地重复着艾早的话：“陈清风！你在哪儿？”我们抬头看，蓦然发现每一片树叶上都长出了一只眼睛，无数双眼睛在树间快乐地摇晃，眨动，闪闪烁烁。眼睛后面似乎还藏有戏谑的笑声，古怪得让我们头皮发麻。我和艾早争先恐后地跳起来，伸手去够那些眼睛。我们每蹦起来一次，身子就会长高一截，离那树上的眼睛更近一寸。艾早比我长得更快，她的指尖已经触到了叶片。我急得要哭出来。我对树上的眼睛喊：“留给我！”

　　这时候喀嘣地一声响，地面莫名其妙地裂开一个坑，泡桐树整个儿陷了进去，速度飞快，逃遁一样。等我和艾早省悟过来，眼前已经踪迹全无，好像树木压根儿就没有存在过。于是我们两个人拼命地用手刨地。手指所触之处，泥土如面粉一样松软。眨眼工夫艾早刨出一块淡黄色的琥珀。那块琥珀大小如一只土豆，圆润，柔滑，婴儿皮肤般地腻手。我指着琥珀喊：“眼睛！”艾早哇地一声惊叫起来，抬头看我。

　　我们都认出来，这是陈清风的眼睛。陈清风的眼睛藏在琥珀里，晶亮无尘，如一滴硕大的泪珠，凝视着我和艾早。

　　我应该说一说陈清风的死。陈清风的死的确与我有关。

　　一九八九年陈清风出国定居。两年后他女儿跟去读书，老婆也同时办了移民，在老家只留下一个农村户口的儿子。他们一家最后的定居地是加拿大多伦多。九四年我被学校派往美国布法罗大学进修，陈清风频繁往返于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线上，争取一切机会陪伴我。第二年我回国，生下了我们的儿子艾飞。陈清风仅仅是在电脑里见过艾飞的照片。

　　今年的年初，春节过后，我决定跟贾铭结婚。我打电话把消息告诉了陈清风。陈清风接完电话，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脸上泛出一层潮红。沉默了不到十秒钟，他对家里人说，他要出门，去邮局。但是他没有说去邮局干什么。

　　加拿大的冬天照例寒冷，多伦多的二月大雪封路，滴水成冰。陈清风出门没有开车，一步一步走到邮局，办完事情，再走回家。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选择走路。在那样的天气里，人们一般不在室外行走。果然他滑倒在坡道上，一个跟头摔成脑溢血。他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片刻都没有苏醒。一星期后他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