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漫长的黑暗无边的七天时间里，陈清风的大脑细胞有没有活动？他想起我了吗？他又想起艾早了吗？他想起我们当年在县广播站里大声朗读的那些诗歌作品了吗？他记起我们在江边树林里埋下的松树香脂了吗？我无法知道。连守在医院里寸步不离的他的家人都无法知道。

　　办完丧事，他老婆和他女儿在家中检点遗物，惊讶地发现家中居然没有一张存折。加拿大的华人都有攒钱的习惯，陈清风做过一段房地产经纪人的生意，虽然是小打小闹，但是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后，多伦多房价如火箭飞升，他确确实实是赚了一笔钱的。钱呢？除了口袋里的一点零钞，寻遍家中不见存款。陈清风的钱蒸发了，在家人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临死前一直昏迷，没有来得及留下只言片语，存款的去向成了一个谜。

　　全家人细细分析，得出结论：陈清风死前把全部存款留给了我，他去邮局是给我寄一张巨额支票的。

　　可是我收到的不是支票，是一块琥珀。一块挺昂贵的琥珀，但是远不值他家人想象中的钱数。

　　这样才有了陈清风儿子深夜里的电话。他认定是我得到了遗产，我应该吐出来，还给他们家，最起码也要平分。

　　可我确实没有钱。我也不可能接受陈清风的钱。

　　我睡觉之前有一个习惯：要看几页小说。好看不好看倒在其次，需要的仅仅是阅读本身，是文字在眼前一个接一个掠过去的快感，是睡眠之前的姿态。贾铭对我的这个习惯非常无奈，他认为这是一种强迫症，应该治疗。他说，太奢侈了，临睡前必须看书，这太奢侈了，如果发生战争，成了难民，每日颠沛流离，从哪儿弄到台灯给你看书？从哪儿弄到软垫给你当靠枕？我说，那我就选择不逃难，最好是在亮灯读着书的时候，让一颗导弹炸死。

　　我最近正在看的一本书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这本书我已经看了无数遍开头，始终没有读完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没有办法，我不是做文学研究的人，普鲁斯特的文字再妙，于我也不过是一些絮叨的呓语。如果大师还活着，知道我把他的作品当作睡眠安慰剂，不知道会气成什么样子。

　　我这天晚上看的是关于“圣伊莱尔街的钟楼”这一段。普鲁斯特仔细地描写着小时候从巴黎到贡布雷的火车上远眺钟楼的美景。我知道接下去他应该写到暮鸦从塔楼里飞出去盘旋的片断了，因为我已经不下十次地读过了这段文字。之后不久，当我厌倦了那些贡布雷的亲戚和街坊们，我又会合上书页，再一次地从开头读起，旁观普鲁斯特对自己睡眠状态的条分缕析。

　　这时候我听到了房门被敲响的声音。因为空调机运行的轻微噪音，一开始我没有判断出敲门者是谁。我的心情顿时紧张。深夜敲门和深夜电话一样，带来的消息绝不可能是福音。但是我也知道不会是坏人，坏人入室是不敲门的，他们有更加便捷和随意的方式。

　　我跳下床，在吊带睡衣外面匆忙地披上一件上装，走出卧室。走出去我就听清楚了，敲门的是贾铭。我不由自主地松一口气，就手又将披上身的衣服扯去，扔在沙发上。然而我心里仍旧惊讶，因为贾铭从来没有深夜来访的经历，他这个人一向做事稳妥，循规蹈矩。

　　贾铭是开车过来的，车钥匙还握在手中。他爬楼爬得有点急，说话的时候微微喘气，发福的脸颊上沁着一层细汗，“雅格狮丹”的细方格领子有一边没有翻好，卷心菜一样地窝着，弄得好像从别人手里匆忙抢了这件衣服套上身似的。这也不像他平常的作风。

　　“艾晚你先不要急。”他一上来就试图堵住我的口。

　　“我没有急。”我说，“我还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他愣愣地看着我，然后一把抓住我的手，一直把我领到卧室，强迫我在床边坐下。我在想，他是不是怕我吓晕过去，因此提前做好准备，让我倒下去的时候是床垫而不是地板承载我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