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的两年当中，我从艾家酱园搬到了前面小偏院，又从小偏院搬回艾家酱园。这种频繁的时空倒错弄得我精神紧张，一时间难以适从。我放学后背着书包会一脚跨进原来的小院，尔后在胡妈忿忿的盯视中猛醒过来，尴尬地退出，灰溜溜地经黑漆大门进艾家酱园。我妈妈有时候看见胡妈的神情，会说她：“你对艾晚这样子干什么？关孩子什么事呢？”可是胡妈就是不听，她心里始终都对我怀有一种怨恨，尽管她自己也承认恨得不对。

　　我一个人睡在空荡荡的大屋子里，半夜醒来听见老鼠在天花板上嬉戏奔跑，打闹出吱吱的叫声，非常害怕。我坚持放下蚊帐睡觉，到了冬天也放，薄薄的帐纱成了我心理上的屏障，好像多一层纱布就多了一层安全。

　　艾家酱园那个大而无当的院子，却因为张根本的搬入而得到了妥善精细的照应。不是张根本自己动手，更不是李艳华，他们两个人从来只习惯动口。张根本总能从这儿那儿领回来一些人，那些人一看就是做惯了园林活儿的，他们带着铁锹锄头，扛来成袋的腐熟肥土，有时候还抬进来成捆的小树，在院子里挖土，施肥，种草，砌花坛，一干一整天，完了再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走人。有一次院门外还停下一部三轮卡车，四个壮汉用粗粗的棍子抬进一块比人还高的石头。那块石头瘦瘦的，满身都是洞洞眼眼，活像被虫子吃剩的巨大糕点。汉子们把石头竖在院里的一棵海棠树边。透过石头的洞眼，能看到后面一棵刚开花的紫薇。张根本站在刚用青石板铺好的道上，眯眼看着这块石头，头歪来歪去地欣赏，告诉我说，这叫“太湖石”，是江边的一个采石场专门给他弄过来的。

　　我不明白张根本怎么就有这么大的能耐，连江边采石场都给他送东西。但是我感觉到张根本身上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他仰头嘿嘿笑着的时候多了。每当他这么笑起来的时候，他的下巴就会哆嗦地颤动，细眼睛眯缝着，有一种不屑，有一种旁若无人，还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和轻慢。“就这么回事嘛！”他会说。还有一句说得最多的话是：“算了算了，计较个什么？”

　　我在旁边听得多了，慢慢就体会到，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耐有气度笑眯眯地说出这两句话。我爸爸就没有说过。张根本从前也没有说过。张根本从前不说，因为从前他就是个普通公安，既无钱也无势，住进了艾家的偏院，心理上低人一头。现在他常常把这两句话挂在嘴边，那是他有了说这种话的底气，文革已经使他成了青阳城里不大不小的一个人物。

　　我妈妈半夜住进医院，生下了艾多。早晨我起床上学时，李艳华刚下夜班回来，带着满身的来苏水气味，浮肿着一双眼睛，告诉我说：“艾早又有了个弟弟。”

　　她不说我有了个弟弟，说艾早。这样说话的意思，当然是要把我和艾家的人区别开来。她的脑子里时时刻刻都有这种离间的念头。

　　我马上想到艾早，她一心一意要看看女人如何生孩子，不知道妈妈去医院的时候把她喊上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她肯定伤心死了。

　　我急匆匆地喝了一碗粥，把李艳华给我买烧饼的五分钱揣到口袋里，黄书包斜背在身上，奔跑出门。铅笔、米尺、小刀、被我的指甲抠成麻饼的橡皮在文具盒里跳得咣啷啷响，紧贴书包的皮肤处能感觉到跳跃带来的麻酥。李艳华端着她的粥碗追出厨房喊：“跑这么快，找魂啊？”

　　我没有回头，一直跑出大门，左手一拐，进了小偏院。

　　艾早果然正在跟胡妈生气。她缩着身子蹲在墙角，头发蓬乱着，瘦瘦的胳膊圈住膝盖，脸上留着两条眼泪水风干的印痕，发亮，有一点点紧绷。她一定要胡妈承认，大人们选择在半夜三更偷偷生孩子，就是为了不让她知道，她们是故意地避开她。

　　胡妈一副忙得不可开交的模样，头发同样地蓬乱着，衣服皱得没有了形状，前襟和大腿处还有些发硬的斑痕，粘着几片鱼鳞什么的。她在忙着炖鱼汤，炖猪肝汤，舀到一个粗陶的汤罐里，送到医院给我妈妈下奶。她脚边的一个木盆里还泡了半盆衣裤，我认出那是我妈妈的裤子。蓝色的卡其外裤，粉红色棉毛裤，紫色带白花的短裤。几条裤子全部浸在血水之中，血水表面浮着一层污脏的沫子，一股浓烈扑鼻的腥味熏得我差点作呕。我目瞪口呆地盯住那半盆血水，心里很慌，最先涌上来的一个念头就是：我妈妈是不是要死了？我看见过胡妈杀鱼，杀鸡，还在街上的饭店门外看见过人家杀羊，那种时候，血就是这样从颤动的身体中肆无忌惮地涌出来，把周遭的一切弄成腥秽不堪。血总是跟死亡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