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电梯终于来了，穿玫红裤子的女人顾不上再吵下去，一个箭步插到我的前面。她身上有一股浓得发腻的香水味，也许是摩丝或者啫喱水的味。她的头发高高盘在头顶，用太多的化学材料固定得僵直梆硬，仿佛脑袋上顶着一个黑乎乎的鸟窝。这样的发型，十年前我到深圳的时候，见得很多，没有想到十年之后在这儿还有市场。深圳城市的变化很大，可是深圳本土人的生活观念并不想跟城市发展同步，他们有自己的习惯和喜好。

　　律师事务所在二十四层。大楼进门处的一面墙上钉满了各间公司、中心、办事处、事务所的锃亮铜牌，其中就有一块写着“二十四层A座：宏伟律师事务所”。

　　从电梯门出来，拐一个弯就是A座。透过一排玻璃门，事务所的标牌用黑色的隶字铺排在迎门墙壁上。推门进去，室内空调打得很低，冷不丁地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一个很年轻的女孩，长着讨人喜欢的大眼睛和小虎牙，笑微微地从桌子后面站起来，问我有没有预约，我说了“纪宏林”这个名字。女孩点点头，说一声：“请跟我来。”

　　我们走过了一个一个用玻璃钢和铝合金制品隔开的空间。宽敞的空间里，每张桌上都有一个白色塑料的姓名牌。姓名牌后面的主人都很年轻，有人在接听电话，有人在电脑上起草文件，还有人用裁纸刀和订书机装订材料。他们无一例外地紧张，严肃，脸上有一种与年龄不太相称的老成，甚至是漠然。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时，他们知道不是自己的客户，眼皮都不抬，完全的与己无关。

　　纪宏林的姓名牌钉在一个房间门上。沿着走廊大概有五六个这样的房间，彼此紧挨，亲密共存。我猜这些房间里的律师应该具有更高级的身份，是事务所的合伙人。这些房门全都紧闭，门内悄无声息，气氛不无神秘。偶尔外面的某个桌上有电话铃响起，坐在桌后的年轻人接听之后，立刻起身，拎起手边早已准备好的一份文件，小跑着走近其中一扇门，抬指轻轻一敲，尔后转动门把手，恭身闪进，回手习惯地将门又关上。我很难猜想门内律师手里代理着一个何种性质的案件，是替一个被玷污的灵魂伸冤讨债，还是筹谋着将一个原本清白的好人打入地狱？无论如何，每一扇紧闭的门内都是一个小小的战场，文件和文件、档案和档案时时刻刻都在厮杀搏斗，硝烟弥漫中打出钞票的腥甜。

　　纪宏林是一个小个儿、精瘦、剪着一个利索的平头的中年人，一件浅灰色衬衫扣得严严实实，左手的无名指上戴一枚圈形婚戒。他面前的桌子上，除了电脑之外，电话机，传真机，扫描仪，手机，笔形录音机，超薄相机，U盘……全部高科技的电子设备一应俱全，闪出金属特有的幽秘之光。拍纸簿上搁着一支拧开套子的黑色钢笔，刚刚他就是用这支笔在签署一份文件。我已经好久没见人用过这样老派的书写工具了，一瞬间又觉得恍惚起来，仿佛时间沿着这支笔杆倒退了二十年。

　　最现代的和最传统的，在这间小小的律师办公室彼此相安，和谐共存。

　　他起身，客气地跟我握了手。目光落在我身上的时候，他眼睛里曾经流过一丝诧异。或者说，是一种近似于恐惧的惊讶。他心里想的肯定是，艾早明明已经投案自首，怎么又会在他的办公室里出现？

　　很多人第一次见到我们姐妹之后，心里都会惊叹我们的相像。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尔后渐渐出现差异，二十岁的时候差异明显，甚至高矮胖瘦都有区别，没有人相信我们是一胞双胎。到了现在，容貌却又有重合的趋向，眉眼神情，声音腔调，步态动作，惊人的相似，活像由一个克隆了另外一个。

　　纪宏林伸手向墙边的沙发：“你请坐。我们早晨已经通过了电话，不算陌生。”

　　我迫不及待提出要求：“我姐姐在哪儿？我想见她。”

　　他苦笑一下：“对不起，这不可能。她现在是杀人嫌犯，就连律师见面都要事先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