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不知道他对我的款待为何如此隆重。他是我的养父，他供我念完小学、中学、大学又在南京就业安家，即便他对我摆出为父的尊严，有一点爱理不理的矜持，那也是该着的，我不会有丝毫怨言。

　　席间我几次要说到我的父母，都被张根本岔过去了。他不想谈论他们。从前他就对我父母不屑一顾，现在依然如此。他在骨子里瞧不起知识分子，尤其是那种有点迂，有点倔，又有点自以为是的人。

　　走出国贸中心，上了艾早的车，我才想起来，从见面到现在，我还没有喊过他一声“爸”。当然，当着艾早的面，这称呼会使大家难堪，所以我不喊是对的。我问艾早，他怎么不一块儿回家，艾早说，这会儿就回家了？还有一局麻将等着他呢。我说他什么时候爱上搓麻了，他的手气好吗？

　　“他不能手气好。”艾早笑了笑，“他去了就是要输钱的。”

　　第二天一早，艾早接到一个电话。她在电话里跟对方聊了一会儿，好像还谈到了付钱不付钱的事。放下电话后，她迟疑地问我，愿意不愿意跟她走一趟？

　　“谈生意吗？”

　　“不，去抱个孩子回来。”

　　我目瞪口呆。这简直太有宿命意味了。张根本二十五岁的时候抱养了我，到他五十多岁的时候又想再一次抱养一个孩子。

　　“男孩女孩？”我问艾早。

　　“男孩。他只要男孩。”

　　张根本从青阳我父母家中带走艾早时，就知道她这辈子不能生育。这事儿我父母甚至不知道，但是张根本知道。当年就是他驾驶着带车斗的警用摩托，把她从乡下卫生院的治疗室里抱出来，送往邻近的地区大医院，救活她一条命的。张根本的那辆摩托，被艾早身上流出来的血弄得触目惊心，他找个修车铺又冲又洗，还换掉了车斗里的海绵坐垫，才算是掩踪灭迹。

　　所以，一九八九年张根本跟艾早结婚，思想上有了这一辈子绝后的准备。

　　但是现在不行了，张根本的事业做大了，他比从前的任何时候都更盼望着有个儿子。有儿子才能接班，儿子才能让他享受到拼搏成功的乐趣。

　　艾早来到深圳之后，要做的事情之一，是频繁地为张根本寻找一个养子。

　　最早是张根本的司机从火车站附近拣了一个。拣来时发现是个男婴，张根本曾经欣喜若狂，以为是上天特意对他的眷顾，刚瞌睡就送来了枕头。回家养了几天，觉得不对，男孩儿尿频，从早到晚尿布上没有干爽的时候，走近小床就闻见一股尿味。仔细扒开孩子的屁股看，才看见小鸡鸡的后面还隐藏着另外一副完整的女性器官，有阴道，也有尿道。尿水是从后面的尿道里源源不断流出来的。张根本感觉很晦气，叫他的司机偷偷把那孩子又送回了火车站。

　　第二个孩子，张根本花了一万块钱、两条“红塔山”香烟，才从人贩子手里买了过来。买卖人口是重罪，张根本这么做可算冒了大险。孩子到手时小脸发紫，哭都哭不出声，人贩子信誓旦旦说没事，从贵州过来一路辛苦，把孩子熬的，养一养就会活蹦乱跳。结果养了不到三天，小家伙一命呜呼。原来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

　　两次下来，张根本很受打击。可是他并不死心。这个人做事向来不屈不挠。他把任务交待给了艾早。他说艾早，这世上没有人比你更理解我，没有人比你更相信我，你如果帮我办成了这事，将来公司财产一半是你的，一半是这孩子和艾晚的，如何？

　　艾早回答他，别跟我提财产，我这个人不贪财。

　　我们这回要去的是深圳老街上的一个私人诊所。有个打工的女孩不幸怀了孕，在诊所里偷偷生下孩子，自己没法留，要送给一个好人家养。

　　艾早手里捏着一张记有门牌号码的纸条，领着我在东门一带走街串巷。艾早对老街地形并不熟，又不敢胡乱打听，弄得我们两个鬼鬼祟祟活像做特务。那时候老街上房屋破旧，店铺一个挨着一个拥挤杂乱。卖服装的店面算是干净，但是高高低低的衣架一直挂到马路边上，弄得行人只好从那些牛仔裤老婆衫的空当里侧身而过。卖西洋参、当归、黄芪、益母草以及干贝、参鲍、鱼翅的店铺把他们的货品用扁扁的笸箩一样样重重叠叠地陈列出来，活像一个人当街袒露了自己的五脏六肺，浓烈的腥鲜气味熏人作呕。卖头饰、玻璃珠串、镀金项链和塑料电子表的店铺一律袖珍得可爱，如果有两个人同时进门挑货，彼此必须达到一个默契，侧身共处，才能把自己的身体安置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