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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政治乎,人欲乎?

作者:梁晓声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和讯读书
  “文革”将20世纪60年代力劈为两截。1966年以前是一种情形,1966年以后是天翻地覆的另一种情形。1966年以前的中国人和中国女性是一种常态,1966年以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一反常态。
因而,“文革”实际上在中国改变了世界一惯通用的年代划分的常识。我们简直无法不承认,1966年虽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间一年,但同时又是另一个疯狂年代的开史元年。从1966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10月——这由20世纪60年代的后5年和20世纪70年代的前5年半“剪辑”组合成的11年,自成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女性很有些与此前此后的时代完全不同的表现。
正如我们所公认的——人的欲望层面是金字塔式的。
而最低的一级,乃是物质追求的欲望,包括本能的欲望。
当人们的物质欲望相差无几时,或自以为相差无几时——新中国成立后“文革”前十几年,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同龄人之间相差无几的收入,商品的极端匮乏,决定了人们消费能力的接近一致。除了居住条件和由家庭人口中收入者的多少所显示的生活水平的高低,一部分人其他方面的物质占有率,其实较难奢侈地优越于另一部分人。
那么,普遍人们的欲望,是否就会自然而然地停止在最低的一级,不再试图另有谋求了呢?
新中国成立后“文革”前十几年的历史,似乎回答我们正是这样的。
但,我们今天认真分析,却会恍然大悟那结论的错误,发现那一页历史所记载的只不过是社会的表面假象。
人的欲望原来是可以像寄居蟹一样缩在壳里的。它的钳在壳里悄悄生长着,坚硬着,储备着力量,伺机出壳一搏。欲望在此时是极其暧昧的,动机不明确的,它不知所要何物。这一点与寄居蟹又颇不同。寄居蟹一搏为食,或同类比自己高级的壳。人的蜷缩蛰伏的欲望,此时处于朦胧阶段。虽不知自己所要何物,但是能感受到它对自己造成的内部骚扰。像少男少女体内的性荷尔蒙多达一定程度,会遗精或思春一样,人寻找不到满足欲望的方式,期待着允许公开手淫的机会。那样的少男少女表面反而拘谨易羞,那样的成年男女表面反而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温良恭俭让”。
“文革”当年对中国人做了这样的宣告——政治是可以满足它所依靠和青睐的人的许多欲望的。
于是在极短的日月里,千百万中国人都为政治而疯狂起来。
但是绝大多数的家庭妇女们,当年并没有怎么忘乎所以地汇入那一欲望奔腾的“突破口”。家庭妇女之所以是家庭妇女,乃在于无论任何时代,无论任何社会情况下,她们所密切关注的首先是家庭利益的得失和安危。法国大革命时期,许许多多家庭妇女们也冲出家门勇敢地奔上街头,与公社战士们并肩战斗。但那是因为,在王朝势力的剥削和压迫下,她们的家早已不是家,在街垒后流血牺牲的,是她们的丈夫和儿子。
政治的旋涡一旦将家庭妇女们也大批吸入,那政治便是具有魔力色彩的政治了。
“文革”虽是具有魔力色彩的政治,但每个经历过的人如果冷静回忆一下,则不得不承认,其实也并没能使家庭妇女们都忘乎所以、都不像家庭妇女了。起码,应该承认这样一点,她们往往只不过是临时被吸入一下,并非狂热地主动介入。并且,往往本能地退身而出,转而去照料自己的家。或以照料自己的家为退身的借口。照料家,是家庭妇女们永远神圣的借口。
但这并不等于说“文革”时期的家庭妇女们一如既往地相安无事,彼此亲和。也有中学生到社区去抄谁的家,或押个什么小小“走资派”到居民社区去游斗一遭的事。后一种情况下,家庭妇女们被迫捧场。但是如果中学生们以过分卑劣的方式凌辱被游斗者,甚而冷酷地殴打被游斗者,她们往往是不太看得下眼去的,她们会很反感。
“这算什么革命行为?俺可不瞅这个!”
“俺怕遭报应!俺走!”
于是她们中就会有人拔脚便走。
于是她们往往一哄而散。
家庭妇女没有参与的积极性,那是神仙也怪不得的。何况些个中学生?
我曾在“文革”时期亲眼见过一群家庭妇女将些个“红卫兵”围骂得无地自容狼狈逃窜的情形。倘“红卫兵”中有附近人家的儿子,那么这一户人家的父母就要遭到家庭妇女们不留情面的舆论谴责了。倘居然还有谁家的女儿,那么她在婶子大娘们眼里的形象从此算交待了。所以,连那些最热衷于抄家、游斗的“红卫兵”,也往往回避自己家所在的社区的“革命行动”。
幸而当年的中国家庭妇女们大抵没疯狂,并管束自己的中学生儿女莫做恶事,经常教诲自己的高中生儿女莫参与打砸抢,否则,中国不知会更乱到什么程度。
在此一点上,新中国的第一代母亲们,实在是功不可没。一想到她们中绝大多数人还是文盲,又不能不使人心生敬意。
当然,在居民社区中,也发生过由家庭妇女们自己召开批判会的事。批判对象,无非是街道小干部、街道小厂的头头儿。但是一般不会过激,历数他们或她们的官僚主义、营私舞弊、办事不公、仗势欺人而已,也就杀杀他们平日的威风,出一口窝心多年的恶气罢了。她们中免不了也有人假“革命”之名泄私愤,揭人隐私,啐人脸面的,但仅此而已。太过激了,也是大失家庭妇女们之人心的。
高中生、大学生们“红卫兵”一般不会深入普通居民社区进行滋扰,那太掉他们的价儿。
作为学生,中学生也罢,高中生也罢,大学生也罢,“文革”中不少人是怀有私心的。“老三届”尤其如此。
“文革”后,或升学,或分配工作,首先考虑的一条,是在“文革”中的表现。
这乃是“文革”初对学生们的公开承诺,此承诺当年曾发表于“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
后来又号召“上山下乡”,承诺就不算数了。
而且当年强调,重在“文革”中的表现,“文革”前的表现仅供参考。
关系将来的人生命运,于是一切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牢牢地攥在“文革”的政治大手中了。你不想升学,总还希望有份工作吧?那么好,请你在“文革”中有所表现。越有突出的表现,越接近你的希望。
尽管如此,女中学生们一般不会像某些男中学生那么肆无忌惮。这是由她们少女的年龄所决定的,也是由于她们是女性所决定的。普遍的她们,自然都不愿表现得很不积极,但也都不愿争着表现得格外积极。何况,有男生们在积极地自我表现着,留给她们表现的政治空间有限。
中学男生们分为两类,一类为着明确的目的不遗余力地有所表现,而且一呼百应地向今后也许决定自己命运的政治势力靠拢;另一类却相当现实,既然不上课了,那劳你们大驾先“革命”着,我可得找地方为我家挣点儿钱再说。故“文革”中,在哈尔滨市,一个有趣儿的现象是——凡大型的集会,女生多,男生少。女生身在“革命”中,心在“革命”外,不是为了江山属谁喊口号,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参与喊给别人看的。仅仅一年后,她们中的不少人,也大隐而隐于“革命”。
“文革”前两年中,许多平民阶层的母亲们沾了“革命”的光——她们的早早就厌倦了充当“小将”的女儿们,十之八九从第二年起就干脆忘了中学生的身份,当然也不愿继续“小将”的“使命”,归效家庭,替代是家庭妇女的母亲们井井有条地操持家务,重担20世纪50年代那一种大姑娘的家庭角色。
高一、高二的女生也差不多尽是这样的。一边做大姑娘,一边关注学校里的动静,期待安排自己命运的消息。
恶的女中学生、女高中生是有的。人们后来往往将她们的恶归于“愚忠”,这是很不全面的一种结论,甚至可以说是相当错误的一种结论。据我看来,她们当年的恶,所包含的个人功利内容和复杂性的心理内容,远比政治的内容多,绝非“愚忠”二字所能解释清楚的。
我当年就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学习非常优秀的女生和相貌极为平庸的女生中,父母“靠边儿站”了的女生和父母正红得发紫的女生中,往往尤会爆发较恶的“革命”行为。
第一类,因为自己从前的优秀学习成绩一概不受重视了,失落感极其强烈。好比一向的储蓄突然被宣布过期作废了,而自己竟一点儿也没有来得及潇洒地消费过,内心里是非常恼火的。你们不是指斥我为“白专”典型么?那我就“革命”给你看看! “革命”不就是流行的那么一回子事儿么?比获得优秀的学习成绩容易多了!就像重新开始另一种短期高息的储蓄,她们的“革命”表现十分急切,带有泄愤性。她们“革命”的对象,往往针对着文化知识者们而去。在她们的潜意识里,她们“革命”的对象被当成与她们殊途的目标,既然我已不能达到,那么便让文化知识者们“见他妈的鬼去吧”!
第二类,其“革命”的目光,专投向那些漂亮的女人和儒雅斯文的男人。她们剪漂亮女人的头发,往漂亮女人脸上泼墨时,或羞辱儒雅男人使之斯文扫地时,内心里获得很大快感。她们平素不被注意,更从不曾被作为女性欣赏过,而她们企图吸引别人注意、希望被作为女性欣赏的心理偏又十分强烈。她们长期扭曲着的、不正常的甚至病态的性心理,以“革命”的名义实习恶。
第三类,其“革命”行为具有报复性。既然我的父母“靠边儿站了”,被“打倒”了,那么别人的父母也休想被“结合”,也休想平安无事。以凶狠地“革”别人的父母之“命”的方式,既证明了自己仍配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又表现了与自己家庭划清界限的姿态,一举两得。她们的“革命”对象是干部。
第四类,其“革命”的行为具有表演性。既然我的父母已被“革命委员会”“结合”或“倚重”了,那么我须比父母更加“革命”,以证明“革命”的父母才配有如己般“革命”的女儿。如己般“革命”的女儿,其父母当然必是“革命”的无疑,所谓“革命自有后来人”。她们的“革命”目标极不确定,今天冲击这里,明天砸烂那里,后天捣毁另一个地方。总之要不间断地显示其“革命”性,乐此不疲。
如果还有第五类,那就是天性恶的一类了。
这样一些“文革”中的女初、高中生,当年各大中小城市皆数量不同地存在着。大学生“红卫兵”中也有此几类女生。她们对于女性“革命”对象,尤其具有冷酷的“革命”心理。
高三的“红卫兵”,大学的“红卫兵”,其“革命”之目的后来已不同程度地与“权”字相结合。自己所在一派组织一旦掌权,自己将来或升学或工作,便受关照。今天的“浴血奋战”,乃是明日的“革命资本”。好比革命前辈出生入死,后来都享革命成果一样。所以,高三的、大学的“红卫兵”,在社会上冲杀了一阵之后,便事不宜迟地返回学校去夺权,为夺权而不惜进行武斗。哪一派夺权在手,便意味着哪一派“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便可利益分享。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所谓“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陇城”。“文革”利用学生,学生借助“文革”。“愚忠”二字,七分佯愚,三分真愚;三分忠于伟大领袖,七分忠于个人欲望。
“文革”对中国青年实行了另一种教育。它成功地使青年从那时开始懂得——人生的许多好处,可以通过投机政治而获得。达到目的之方式简单易学,快速便捷。这一种不良影响,在今日之中国仍阴魂不散、“大有作为”。
“文革”中的某些女工,当年“造反”精神不亚于男性。其“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可与大专院校的某些“老子天下第一”的女“红卫兵”头头们一比高下。
这乃因为,她们长期置身于各种矛盾之中。比如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压制与被压制的矛盾,权力专制与公平要求的矛盾等。她们在各种矛盾之中,又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不公平现象的存在。比如升级,比如提干,比如加薪,比如分房子……她们对于某些以权谋私的干部早已极其不满了,只不过没有人为她们撑腰进行挑战和对抗。毛泽东一旦亲自为她们撑腰,她们当然的“天不怕地不怕”起来。她们“革命”的对象,不但是那些对她们的切身利益长期稳操夺予大权的人,而且是栽培和器重她们的人,尤其是女人。
“将某某的大红人揪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当年的工厂里,此类标语比比皆是。
若那“大红人”还是女人,若那女人还被揭发与男上司发生过性的关系,则她的下场将十分可悲,而她的男上司不但会陷于四面楚歌之境,还几乎丝毫也不能引起同情,只能受到女工们的啐弃和鄙视。
当年,女工们最为憎恶之事,莫过于其他女人靠姿色巴结男上司,并以肉体相悦达到个人目的。
她们对于那样的女人,往往也会极尽凌辱。
她们的“造反有理”,单就具体的人和事而言,有时也有正当的一面。但置于“文革”的大背景来看,又无疑是对一场危害深重的政治劫难的推波助澜。但是她们当年都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觉悟。经历了“文革”的人,只能在“文革”后期才渐萌这样的反省。
“文革”前,政治在中国,像在其他一切国家一样,主要是男人们的事。
“文革”怂恿女性在政治中大显身手。女性生逢其时,一旦受政治的重用,自然也会尝到甜头,自命不凡、趾高气扬起来。
比如一名普普通通的女工,仅仅因其“造反”积极,便被抽调到什么“专案组”,有权审讯某些从前对于她高高在上的男人,或者他们的女性“大红人”。而她白纸黑字落下的结论,决定对方有一线重新做人的机会还是完全没有只能永远是“鬼”,那么该女工的心理感觉难道竟会是不好的么?
又比如她因搞“专案”有功,更加受重用,被“结合”进某级“革委会”做委员,从此与某些具有新权威的男人平起平坐,她难道会觉得她的“革命”不值得么?
再比如她居然出入有车代步了,搬进了“走资派”家的大房子住,开始有人毕恭毕敬地向她请示什么事了,开始批阅文件了,开始有秘书了,一家人跟着风光了,子女的家庭成分也因自己身份的变化而由工人改填为“革命干部”了,她会认为“文革”是错误的、是一场闹剧么?她会容忍别人否定“文革”甚至反对“文革”么?她当然掷地有声地发誓,谁企图否定“文革”、企图反对“文革”,便是她不共戴天的仇敌,并且不是说说而已。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政治几乎成了一切人追求人生变化的唯一途径,那么几乎一切男人女人最初都会从心理上应和这一种政治,投机这一种政治。也会从中学生、高中生的年龄起,向大人们学习种种取悦这一种政治的不良经验。甚至,肯定会污染孩子们纯洁的思想意识。
“文革”中,孩子们之间,孩子们对大人们的“揭发”行径、“告密”行径,以及利用政治罪名进行伤害甚至陷害的行径,于今想来,真是令人觉得既丑陋又可悲。
“文革”中靠投机政治发迹的某些女性,对“革命”对象毫无怜悯的冷酷程度,以及将别人“打入十八层地狱”而后快的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每令男人感到她们简直不是女人,怀疑她们的心肠是铁是石。
但绝大多数“文革”中的女工“造反”了一阵子,为自己从前所受的不公平对待讨到了一点儿舆论上的公平,也就不再两眼整天紧盯着“走资派”的一举一动了。后来,她们竟渐渐地对某些“走资派”心生同情起来。她们会暗中道歉,并不是怕“走资派”重新上台报复自己,而纯粹是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该是女人的所作所为。“女人”二字,对她们的言行的约束力,被政治解除了一个时期,又被她们不愿彻底丢失地找回来了。没有暗中道歉过的,也心中长期地忏悔。
工人的派性,导致当年工人之间日深的情感对立和严重的相互伤害。许多女工和女工之间,女工和男工之间,一辈子视同陌路之人,老死不相往来。许多同学关系,师徒关系,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伙伴关系,从此决裂,甚至反目成仇。
这一种情况,当年甚至引起了指挥“文革”的毛泽东的重视和忧虑,因而发表“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毛泽东说得对。但是既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又究竟为什么会冲突得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势不两立呢?
从政治上解释,同样会陷于越解释越糊涂的尴尬之境。
其实,说来也十分简单,派性的形成,好比今天球迷们的聚众“啦啦”。你为某队的胜而欢呼,他为某队的败而哭泣,个中既无利害冲突,亦无大道理可言。归根结底,球员进球或失球,他得了奖金并不分给球迷,他失了奖金球迷也无须掏自己的钱安慰他。无非这一个球队代表我省,那一个球队代表他省;我喜欢的球员在此球队,而我恨铁不成钢或者看着不顺眼的球员在彼球队,如此而已,仅此而已。最值得一说的,无非就是还有多少显得病态点的附庸荣誉感在心理上作祟。
当年工人之间的派性也是这样。无非这一批觉得这个干部是“革命”的,应该“结合”,而那一批觉得那个干部才是“革命”的,才应该“结合”。这一批认为,曾被我们打倒的干部,岂容再被“结合”?那不是意味着我们打倒他或她完全错了么?而那一批认为,被你们拥护的干部怎么会是“革命”的?在我们眼里,你们是“铁杆保皇派”嘛!或者,“革委会”中怎么只有我们这派的一两位头儿,而有你们那派的三四个头儿?你们不等于多摘了“革命”的桃子么?……
横竖不过便是这么些事儿。只关系到干部或是头儿的切身利益,然而工人们在那里激烈冲突,乃非常时代的不正常的派系政治荣誉在心理上作祟。
我所看好的球队顶棒,比赛失利了我也沮丧。
我所参加的组织最“革命”,在“革委会”中没席位或席位少我不高兴。
如果都去进行心理咨询,结论都是一样的,可谓之“盲目追随型心理强迫症”。
正如当年黑龙江省的许多工人参与打倒了省长李范伍,上台的“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只在毛主席那儿有意义,在任何一批工人、学生那儿毫无意义。
那一种不正常的政治心理,自然会发展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无条件地拥护我这一派之拥护,无条件地反对我这一派之反对。
不为别的,与利害无关,仅为证明自己拥护的对,反对的正确。
当年,我拥护的是“八八团”,以哈军工“红卫兵”为核心的全省最大“保皇派”组织。反对“统统打倒”,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
后来“八八团”被“中央文革小组”勒令解散。
我哭了一通。
再后来“八八团”干脆也奉行“统统打倒”,另擎大旗,变成了“炮轰派”。连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成立的“省革命委员会”也照轰。
于是我又拥护“炮轰派”。
当年全班同学都知道我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多么坚定的“炮轰派”。
军宣队教唱:“炮匪一小撮,本性不能变,日夜在磨刀,妄图反夺权……”
我愤而退出教室,以示抗议。
军宣队的一位班长找我谈话,希望我“反戈一击”,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否则将不得不解除我的班级“勤务员”职务。班长姓曲,非常可敬可亲可爱的一位解放军。然而我不为其循循善诱所动,第二天便写了“辞职声明”贴在教室。正是在那“声明”上,第一次用了“梁晓声”这别名。
“炮轰派”而“匪”,自然“反动”。
于是终遭武装镇压。机关枪声响了小半夜。
“炮轰派”的垮台,又使我哭了一通。
但是当年,大学里的“八八团”和“炮轰派”,哪知一所普普通通的中学里有一名普普通通的初三生为它的瓦解哭了两通?
正如今天的球员,哪里会想到一个所谓球迷为他的一脚落空而独自的大发神经?
所幸今天此病为球,不关政治。
“文革”中的许多女工,此前并不热衷于政治,此后也未再热衷于政治,而身上居然留下了一道道或深或浅的政治伤痕,而那政治又根本不是为她们的任何利益所风起云涌的。她们只不过因生逢那一时代,不可避免地传染上了它所引发的一种疾病。
这,是与此前此后的中国女工们最为不同之处。
“文革”中的某些女文化知识分子、女科研者与“文革”中的许多机关女干部,借助政治罪名相互倾轧、相互陷害、相互打击报复的现象时有发生。当然,她们也往往用同样的手段对付阻挡她们实现目的道路上的几乎一切男人。哪怕他们并非成心阻挡她们,哪怕他们仅仅被她们主观想象为绊脚石,而实际上他们退避三舍唯恐不及。如果被她们视为障碍的是女性,则她们“踢开绊脚石”的方式更加鄙劣,往往使对方们猝不及防,毫无心理准备,具有袭击的性质。并且,往往对准人的政治要害,企图一击而大功告成,置人于死地。当年我听说过不少这类可怕的女人的行径。她们常使我联想到后来看过的一部美国影片的片名——《女人比男人更凶残》。
她们当年的相互倾轧、陷害、打击报复以及出卖好友的行径,具有以下特点:年轻的向年老的比年老的向年轻的突然发难的现象多,女性向女性比女性向男性突然发难的现象多,专业弱的向专业强的比专业强的向专业弱的突然发难的现象多,出身好的向出身有问题的比后者向前者突然发难的现象多,同代人向同代人突然发难的现象多,同专业、同领域甚至互为邻居者之间突然发难的现象多……
所有这些发难现象,有的放矢,直挂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你死我活的政治之纲。所谓“该出手便出手”,所谓“不出手白不出手”。“出手”则来势凶猛,又准又狠。
有时,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有时,目的其实与政治无关,可能仅仅因为——是自己还是别人在一场演出中做主角?是自己还是别人在一项并不高级的科研中为骨干?是自己还是别人在一次活动中任组织者?取得成绩后应上报嘉奖的是自己还是别人?是自己的名字在前还是别人的名字在前?……
通过政治性的手段,在文艺、文化、科研、教育等领域攫取名利的丑恶现象层出不穷,司空见惯。而且,往往奏效。
“红卫兵”们“上山下乡”了,工人们开始促生产了,知识分子之间,包括女性知识分子之间,却依然利用政治进行明争暗斗的现象,继续演出着种种小品和戏剧。
这一种演出直至“文革”结束才不得不——落幕。
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女性知识分子之间,相互造成的伤害,其实并不比“工宣队”、“军宣队”、“红卫兵”当年对他们和她们造成的伤害轻。许多时候,许多情况下,罪证是他们和她们提供的,罪名是别人定的,苦难的根源既来自于当年的政治,也来自于同类的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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