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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弄潮儿与蛮干者并存的中国¬——同代人备忘录

作者:梁晓声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和讯读书
  结束旧时代的是英雄,抗拒新时代的是疯子,置身于二者之间的是理想主义者。时代派生出英雄和疯子的数量大致相等,而理想主义者的数量从不曾超过前两者的总和。

一、弄潮儿与蛮干者
改革不唯是人改造时代的举动,亦是时代改造人的措施。对时代而言,人其实只分为四类——推动它的、顺应它的、抗拒它的或被它甩弃的。推动它的不仅有普罗米修斯,而且有“威尼斯商人”——他们是时代巨乘的两排轮子,时代从来不是独轨列车。
结束旧时代的是英雄,抗拒新时代的是疯子,置身于二者之间的是理想主义者。时代派生出英雄和疯子的数量大致相等,而理想主义者的数量从不曾超过前两者的总和。
理想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赞美玫瑰却道“倘无刺多好!”理想主义者是任何时代都曾有过的仅供欣赏的副产品。
被时代所甩弃的常常是将自己完全典当给了昨天,并且彻底丧失了赎回自己愿望的人。时代甩弃他们如同旅者毫不犹豫地丢掉穿烂了的鞋。
恰恰相反,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甩弃那些懂得最充分地利用它的人——哪怕他们是些极其贪婪的人。牛尾甩得再频也驱赶不尽企图叮住它噬血的牛蝇。
改革不是集体春游或观光,其过程中乐趣必然少于浮躁。
于动物界,未来将在许多方面与过去相同。千年前的蜂巢与今天的蜂巢构筑得同样完美,千年后的蜜蜂也许还要构筑同样的六边形。而于人类,未来将在许多方面与过去不同。尽管人的寿命比蜜蜂的寿命要长久许多倍,但人绝不甘心连续三代构筑同样的东西。所以人有历史,而蜜蜂只有传统。
在时代和时代之间,我们看到一批又一批被转折的骤力夹扁了的身躯。
愿未来的人们研究这样的“标本”时,发现可归类于我的同代人的,比我今天预测的要少。
鲸的巨大身躯直竖于海面,然后猛烈地拍击下去,这一壮观的情形酷似时代的转折,于是某些吸附生物无着无落,甚至肢残甲碎。
之后鲸泅向更广阔的海域。
故此篇是为你作,是为他作,是为她作,是为己作,是为我们大家作的一次反省。
人:给我公平!
时代:那是什么?
人:和别人一样的一切!
时代:你曾和哪些“别人”一样?


寒冷。
疏星冻在天。枭鸟僵于树。前无村,后无店。公路两旁的原野,屏息敛气地寂静着。严寒酷冷在寂静中企图将从天到地之间的一切冻脆。那些树的秃枝像世界被剥了皮的裸露的神经,并且是被冻死了印在夜的凛冽的底片上。那只枭鸟仿佛已在树上僵栖一万年了,一万年里不曾舒过脚爪,也不曾发过一声枭叫,一万年里绿眼圆睁。
“吴振海,老子捅了你!”
“别乱来!别……”
“你他妈的放开我!我今天非捅了他不可!……”
人的激吼声充满绝望。
猫头鹰俯瞰,绿眼闪烁着幸灾乐祸。
西北风啸过,仿佛有一队士兵整齐地吹了一阵口哨。
树皮冻裂之响可闻。
世界的神经瑟抖不止。
北方冬季最寒冷的那一夜并不曾使多少人感受到,也不曾使多少人留下特殊的记忆,那一时刻你、我、他、她都在拥被酣睡。严寒在夜里仅对极少数人和动物构成威胁。
那一年是1998年。哈双(哈尔滨—双鸭山)公路上,两辆超期“服役”并且分明超载的卡车,趴窝在公路边上。车厢内装的是煤。这是一次“倒煤”行动。也是一次“倒霉”行动。一路行行复停停,停停复行行,不断受到盘查、罚款、敲竹杠。
因为“倒煤”而“倒霉”的男人中的一个,高,瘦,长脸缺乏立体感,脸上的线条似速描般的随意,没有任何特点,因而仿佛便有了某种特点。唯一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那双眼睛,因它们的细小而使那张脸显得五官疏散。寻常它们总是闪烁着热情的、自信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怀疑的自负的目光,当它们静望着你的时候,仿佛在对你请求——快告诉我一些新鲜的事情吧!告诉我和我一样年龄的别人们都在怎么活?指给我一条发财的途径,或者成名之路吧!我不会忘记你的指点之恩的……
而当时它们——那一个因为“倒煤”而“倒霉”的男人的眼里——充满了沮丧和焦急,还有从心底燃烧上来的一股无名火。你如果想象得出一头熊在舔了大量芥末之后的样子,便不难想象他当时是什么样子。当然是熊,不是猴子、豹或者狮虎。猴子在受到辛辣的刺激之后,比人脸所能作出的表情还要丰富并且夸张,而猛兽在同样的情况之下无疑将会暴跳和咆哮;只有熊,你不大容易看得出它刚刚舔了芥末还是蜂蜜,熊在最快感的时候和在最狼狈的时候,所作出的外在表现都不过不停歇地在原地绕圈子。
他已经不知围着两辆卡车绕了多少圈了——问题出在两个小小的部件上,大概相当于自行车气门芯那一类的部件。此时,由于严寒,卡车根本发动不起来了。
两名司机是他雇的,而车是他另租的。俩司机不停地骂骂咧咧,其中一名司机高高在上瞪着他来气,推开车门对他吼:
“你他妈的瞎绕晃什么呀?!”
他望望对方,什么都没说,掏了烟敬给对方,并且替对方划火柴。
他明白,现在他连围着卡车绕圈子也是被禁止的了。尽管绕也白绕,但不绕他更想骂人。
他的目光流露出几分乞怜,受了委屈的熊常以那么一种目光望着驯兽师。
这个人很能忍。十分能忍。非常能忍。只要他认为是必须忍的,那么一切的屈辱,一切的不公,一切的尴尬,一切的苦辣酸麻,两片薄薄的嘴唇抿住,便全忍了。起码当年他是这样的。
他心里弥漫着悲哀。春节前的这一天,他特别想念儿子,他总想活出个样来给他的儿子看。而儿子被白血病夺去生命的时候,是他比现在更落魄的时候……
终于天渐亮了。终于有朝哈尔滨方向开去的车辆——第一辆,没拦住;第二辆,没拦;第三辆,还没拦住,给钱也没用。从双鸭山朝哈尔滨开去的车,只要是辆车,没有还能再挤下一个人的。他已经冻得半死,两名司机不忍再袖手旁观,和他一起拦住了一辆从哈尔滨开向双鸭山的卡车,卡车上载的是冻肉。他塞给对方20元钱,对方正欲发作的表情平复了下来——“上车吧。”
“师傅,多谢!”
“甭谢。后边去!前边路上还等着个熟人呐!”
冻得半活半死的他,被两名司机又托又举弄上了别人的卡车,缩在满车冻肉的缝隙间。
在双鸭山,他凭一张站台票混上了火车。到哈尔滨,他马不停蹄四外奔波买两个小小的汽车部件。买到后没回家喝一口水,又凭一张站台票混上了返往双鸭山的火车。下了火车又付出20元,坐在另一辆卡车的车厢里。所不同的是,这一辆卡车也是“倒煤”的,不过不像他那么“倒霉”罢了。西北风卷着雪,卷着煤屑,一阵阵扫荡着他的脸。
10年后他对我说,在别人的煤车上他曾失声痛哭,像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孤儿……
他是我的中学同学,名字叫吴振海。
他和我的经历截然不同。1968年,我作为学校的第二批志愿者下乡了;他因是长子,父亲去世,照顾留城,所以他和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分道扬镳”了。他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条“漏网之鱼”。这是一种侥幸,但于他谈不上“福星高照”。他是最底层市民的儿子,他是在大杂院里长大的孩子,无红烟护其左,无紫光罩其右。城市并不因他侥幸留在它身边了,便怎样的青睐于他。城市恩赐给他一份工作——每月18元,从学徒工干起。3年后他每月可以挣到32元,以后他将照例被城市归人工人阶级的行列。这意味着当他退休那一年,他也许可以挣到每月八十几元钱。那是工人所能企望的最高工资——八级工的工资,相当于当干部的人当到了科长级,前提是他如果被认为是一名好工人的话。他显然不打算以过来的人们为榜样,便不可能被认为是一名好工人。结果是到了1981年,他已不再是工人队伍中的一员,用我们当年常说的话是——没有了“正式”工作。
正式工作——最典型的中国话。在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中国人,即使头脑再聪明,身体再健壮,也仿佛不能做为一个资格完备的最起码的人。几乎没有一对中国父母,心甘情愿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今天的姑娘们择偶的条件之一是身高一米七以上,一米七以下的男人据说被他们戏称为“半残废”。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也等于是一个半残废的男人,岂止是半残废而已!
“这个人没有正式工作”——此话包含许多意会胜过言传的内容。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才和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交往,有正式工作的人大抵是不屑于和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交往的,没有正式工作的女人才肯嫁给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没有正式工作如同没有“红色”的成份。没有正式工作的人,在城市的社会坐标系上,首先是“人下人”,其次才是“好人”或“坏人”。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无论男女,希望被公认为是一个好人,如同一只鸭子希望被欣赏。而正式工作=国营企事业单位≈大集体企事业单位。这一点犹如社会约定俗成的“上等”和“中等”公民徽章,佩戴上了这一徽章,才有资格享受社会的种种“优越”——房子、劳动保障、公费医疗等等。
当年中国在归类学方面的经验是足可以笑傲世界的。我们的先人曾说过“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同胞发现自己并非面对那么多种可选择的职业,甚至缩小十倍——言“三十六行”也还绰绰有余。小学教师无一例外地在课堂上讲解——“三百六十行是一种夸张的比喻……”而与此同时,在世界上尤其在某些发达国家,现代人却面临着职业分工越来越细密、越来越丰富的选择犹豫和困惑,一个外国人在其一生中可能变更数种职业。而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你若面对着一个调动过工作的人,则不禁地会对他刮目相视。因为那意味着他“很有门路”并且“很有能耐”,大概非是一个“等闲之辈”。
中国之传统经济体制,以它的理论的概念化、教条化、与全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亦即世界市场化的背逆性,以它的实践的简单化、意志化,令富有理解力的当代经济学家挠顶困惑。
这一种情形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的最末一年和80年代的最初一年。在北京,在上海,在天津,在哈尔滨,在中国许多大城市,东西南北中,我们看到了一幕幕具有悲怆意味儿的都市话剧演出,埋下了“黑色幽默”式的伏笔——工作!工作!!工作!!!国营!国营!!国营!!!正式!正式!!正式!!!
共和国的长子、长女们,终于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洗礼”——“接受再教育”。他们一个个疲惫不堪,一无所有地回到了城市。当年在每一座城市里,你都会从他们脸上那种特殊的表情和那种特殊的背影上,将他们从人群之中一眼分辨出来。
怎么?出生以后挨饿,上学的时候“革命”,该工作的时候下乡,如今30大几了,姑娘不算姑娘,媳妇不是媳妇,说年轻,早已没了小伙子的朝气,说老了,连有个家是哪一种体会都不知道。现如今连个工作都不给么?当然要国营的!当然要正式的!不是国营的那还算是正式的么?!
他们凄惶。城市也凄惶。它慌乱地安顿他们,但是没那么多国营的,没那么多正式的,足以容纳下他们。还有几批没考上大学的呢!手心手背,难道不都是城市“母亲”的儿女么?城市,你要一碗水端平!
怎么?——你们年纪轻轻,发扬点儿风格不成么?
怎么?——你们当年“造反”有功,倒成了资本啦?
为了工作,城市的这一批儿女和那一批儿女互相嫌恶,仿佛都认为对方是多余的,仿佛都被对方严重地侵犯了最根本的利益。
吴振海当年冷眼旁观这一幕幕话剧——他有过正式工作,却主动放弃了。
工作,这一件大事对每一个人来说,大到“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地步。没有谁教导这一点,现实生活使人明白了。
工作!工作!!工作!!!
国营!国营!!国营!!!
好的或较好的工作,任何一个年代总是有的。
于是,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又被引导向传统的“隧道”,为了一份“国”字号的工作,为了这样一个单位的工作证,为了这样一个单位的一身工作服,那些遭它拒弃的我的同代人,究竟如何煞费苦心,究竟如何百折不挠,如何梦寐以求,又是如何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达目的死不罢休、死不瞑目,也就只有自己知晓了,个中酸楚岂堪言。
吴振海当年冷眼旁观这一幕幕话剧——他们的企图,他曾有过;他们的手段,他曾用过;他们梦寐以求的,他曾得到过;他们达到了目的之后那一种由衷的欣喜,和仿佛从此可以终生从容不迫的泰然无虑的安定感,他也曾体会过,也曾真的自我吮咂过那一种慰藉,如同婴孩津津有味地吮咂自己的手指头一样。
但是他却毅然放弃了。
西方任重而道远的传教士到非洲去布道,说:“相信上帝吧,他将指引你们去天堂的路。”
黑人说:“不,我们连人间的路还没找到呢。”
而当他们相信了上帝以后,教廷却拿不出那么多钱为他们盖教堂,并且,以其上帝全权代理人的身份向他们宣布——上帝也是分成白色的和黑色的……
一代人中不能穿上国营某单位的工作服者——当年他们为数不少——感到又被戏耍了似的,正如相信了上帝的黑人不能心理平衡地接受他们只配吻非“正式”的十字架一样。
而穿上了的,在此后两三年内便穿腻了。他们开始煞费苦心地要脱下,其愿望之急迫和强烈一点儿也不亚于他们当初要穿上。他们开始关注本单位、本系统哪些办公室里又有谁退休了或即将退休,调走了或即将调走,病故了或即将病故,增添了或即将要增添一个人……
当有幸终于穿上工作服时,他们前面的人生道路已变得十分明确,也十分狭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局长……
人一旦迈上这一条路,便仿佛认为世界上原本只有这么一条路。
除了农民,尽管每几百个中国人里只有一两个在中国式价值观念的导向之下成功地或自认为成功地走完了他们的一生,但是谁也不能够反驳,几乎90%以上的中国人,望着一位局长的身影或他坐的小车时,会认为那是最好的人生。
结果是目前我们的共和国已有3400万行政人员,每年仅行政开支即高达1400亿元人民币……
如果玩具之对于儿童,仅是一样东西,那么儿童的最经常、最活跃的冲动,只能是占有那一样东西的冲动。如果在儿童中号召起类似“革命”的大行动,那么他们首先认定的“革命”对象当然只能是占有着那一样东西的同伴。
在人的信仰和人的现实利益占有权之间架设桥梁,有如在教堂和国会之间铺展红地毯。人的价值观念取向的单一,无论精神的抑或物质的,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代人而言,都是原始的。
二、傻瓜,大傻瓜
倘当年促成吴振海和同代人之间的一次对话,结果只有一个——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傻瓜。
1982年,也就是在吴振海那次倒霉的“倒煤”行动之后,他出现在北京,出现在我面前。还有他的妻子,比我低一届的校友。他们要到北京来找有关部委恩准他们挂靠成立一个什么公司。那是自1968年我下乡后第一次见到他。他风尘仆仆,面容疲惫,正发着39℃的高烧。他找不到地方住,也许还为了省钱,当晚就住在我的单身宿舍,和他的妻子挤在我的单人床上。即使他一个人睡在上面也会使那张床显得太小。第二天我请他们夫妻在北影食堂吃了一顿早饭,无非馒头、咸菜、米粥。记得在他走前,我郑重地、语重心长地劝过他。
“振海,求求人情,走走后门,重新回到一个国营工厂去吧!”
“那又怎样?”
“一切从头开始,30多岁,尚为时不晚,好好干……”
“那又怎样?”
“只要你真的好好干,领导眼睛不瞎的话,是会看到的……”
“我总在想——那又怎样?我想了十几年了。”
“你……”
我望着他,像望着一个不肯回头是岸的大龄“失足青年”,一个根本对不起母亲的儿子,一个根本不将“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当成一回事儿的家伙。
我暗想——这个吴振海,不可救药,完了。
倘大气环境是不变的,天空与拼块地板何异?
倘时代是不变的,司马迁所作与织布女何异?
倘社会是不变的,度日与经年何异?
倘命运是不变的,人与蝼蚁何异?
无论任何人,当其作为人具有典型性的时候,归根结底,意味其“窃取”了时代的典型特征。乞乞科夫是沙俄时代农奴制产生的怪种,爱迪生是美国资本主义科技童年时代的儿子,雅科卡则是当代西方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中的骄子。所以雅科卡才会说:“都是这个国家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而伊索的不幸恰恰在于,时代不曾给予他渴望的自由。
10年之后,我第二次见到吴振海时,他已是哈克森公司的董事长。是引进哈尔滨市第一笔外资的人。当我写此文时,哈克森已是一家综合开发的合资公司,在世界多个国家拥有10个子公司。
10年中我只回过哈尔滨几次,每次行止匆匆,这是我每次不曾见到他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或者坦率得说更主要的原因,是那时我对中国第一代创办公司的人们,一向持一种极轻蔑的态度。爱默生曾说过:“那些咒骂商业的人将会看到,并且不得不承认,正是商业的规律改变了美国,摧毁了它的封建制,建立起一个美国。”非常惭愧,几年前,我仍属于“咒骂商业的人”中的一个。在我的那一本自白性的小册子《从复旦到北影》中,读者不难发现我振振有词而又偏激的言论。其中还谈到我在中央党校的一次“报告”。那之后有位女性读者给我写过一封信,论述了与我上面所引的爱默生的话大至相同的思想,友好地“批驳”了我对商业的敌意。这使我甚为恼怒,复函乏善,言词咄咄,还用了几串“国骂”。斯年1985年或1986年。倒并非是我狂妄自大到一点儿也经不起“批驳”的地步。何况于对方而言,根本谈不上什么“批驳”,不过是互相探讨而已。我之恼怒在于——当年我并没有看到公平的商业原则。老百姓自谋生路的愿望,当年仍被体制的玻璃隔在商业时代的外面,有如饥汉被拒在餐馆的门外。商业的原则如果是不平等的,除了使人憎恶,不可能获得别的态度。
基于以上对现实的看法——不管这一看法是否仍属偏激,它当年确是我对现实的看法——我对大多数公司之类持很不屑的态度;对大多数“老板”,打定主意“老死不相往来”,不管是中学同学也罢,兵团战友也罢,昔日之友也罢。
是中学同学的一次全班性的聚会,促成了我和吴振海的见面。聚会需要场所,需要钱,于是大家想到了吴振海,我也想到了吴振海。在需要物质方面的支持和协助,尤其在需要钱的时候,我们会想起许多一向似乎早已遗忘了的人。承认这一点固然使我们很尴尬,但事实往往如此。
那一天,我和另外三名中学时代与他非常要好的同学去拜见他。他诚心诚意地、出手阔绰地请我们吃了一顿昂贵的晚餐。不但爽快答应包揽同学聚会的一切费用,而且高高兴兴地请我们到他家中叙谈。一谈我们竟没完没了,谈到凌晨3点钟!毕竟的,当年同是贫家子,少小饥时分糠馍。他向我们讲述了10年来的经历。成功者的高级皮鞋,包装的乃是一双被坎坷之途所磨砺的伤痕累累的脚。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与国营单位毅然辞别的人——十几年前那无异于精神病者的毅然;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加入过“倒爷”行列的人,十几年前那需要有坚韧的心理承受能力,以抵御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歧视、轻蔑和种种心理压迫;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办公司的人,办起来了,垮了,又办,又垮,还办——十几年前那是需要破釜沉舟、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勇气的;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组建施工队的人,十几年前那是需要具有江湖老大的本领的;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搞房地产开发的人,在哈尔滨市乃至黑龙江省,他当然应被列为最早的“先驱者”之一。
跻身于同代人中的“第一批”的行列,在经历了10年的类乎无名小子闯江湖的不服气、不认输、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仿佛非要把南墙撞个大窟窿的倔而坚的踉跄奋进之后,他成功了。是在第5个回合才成功的。贷款,盖楼,预售,以预售资金补充周转,再盖再售。这是当年霍英东在香港开发房地产业的谋略,也是10年前深圳、海南的第一批房地产开发者们的袭用经验。吴振海当然地应被视为第一批学深圳、学海南的哈尔滨人。这不啻是一场人和时代所进行的赌博。他押上的是后半生和家庭的存亡。如果在这一回合他也输了,他将极可能是我的同代人中命运和下场都很悲惨的一个。也许可以这样说,是时代终于给了他一次做赢家的机会。否则,他不但不可能主办哈尔滨市第二十九中学三年级九班全体同学的聚会,也许连我们通知他参加,都不知该到哪儿去找他。
成功了的吴振海如是说:“是时代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诚哉斯言!尽管他还算不得是雅科卡式的传奇人物,但我的确感到,他和雅科卡一样,对时代满怀由衷的感激之情。
苏轼在《代侯公说项羽辞》中有言:“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
10年里吴振海是一个时时刻刻伺机而动的人;10年来他活着的态势时时刻刻犹如箭在弦上;10年来他活得比许许多多同代人都累;10年来许许多多同代人在似有似无中寻找悠闲,而这一个吴振海在一无所有中寻找冒险。
我们对时代稍加研究,便会发现时代原来具有这样的禀性:它一向只欣赏两类人——甘愿按照它的要求去活的人和违逆它的愿望并且最终成为胜利的挑战者的人。它因欣赏前者而奖赏他们,为的是使他们更符合它的要求,对它的圈限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它对后者照例是不予奖赏的,非但不予,且每以惩剑悬其头顶。它欣赏他们大抵只在它确感需要他们的时候,亦即我们叫作“转折”的时候。这种时候他们的叛逆和挑战的勇气及其精神,是促它嬗变的催化剂和促它转折的推动力。正如蛇有时需将身体夹在树叉之间完成蜕皮一样。没有它的那些叛逆者和挑战者,一个时代是不能从它的旧的躯壳之中摆脱出来获得新生的,为此它才慷慨地奖赏他们。这种奖赏往往是一次性的,是无比丰厚的。其后它不再赐惠于他们,因为它已经奖赏了他们至关重要的千载难逢的时机,而且一并加上了明天。事实也正如此,那些在时代的转折关头把握住了时机,并且由此获得到了成功的人,他们的成功将具有令人信心十足的延续性,因为他们乃是和一个新时代同时诞生的,而一个新时代的寿数,通常是按世纪来计算的。新时代需要它的推动者陪伴同行。至于那些曾被它欣赏过、青睐过甚至恩宠过的人们,或者被它留在旧皮上,或者在它完成痛苦的转折的时候,分担它的痛苦并和它一起嬗变。它最不欣赏的也许是那样一些人们——既不曾在昨天被它当作典范而重视,今天又对它的转折又麻木不仁的人。它在今天不暗示给他们任何机会,它也不在明天留给他们什么。它对他们无辙亦无奈,正如他们对它也是那样。匪今斯今,恒古如兹!
我听着吴振海的讲述,望着他那张20多年后并未改变多少的我所熟悉的脸,头脑中飘飞着纷乱的思想絮片。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梁晓声你必须重新认识你这个中学同学。他身上生长着和你截然不同的鳞,你如果搞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又如何能认识现实?
我问:“你当年究竟怎么想的?”
他反问:“哪一时期的当年?”淡淡一笑,又说,“今天以前对于我都是当年。”
我说:“82年,你到北京,我劝你‘改邪归正’的当年。”
他说:“那也太便宜了吧?”
我又问:“什么意思?”
他说:“如果我当年听了你的规劝,现在又能怎样?一个中国人,如果从20岁起便将自己永久地、完全地交付给一个单位,到他退休,不过从单位那里得到十几万人民币,合两万多美金。我们的父兄辈不都是这么活过来的么?可一个人最好的40年生命,难道真的就值两万多美金么?换一种活法的可能性真的就没有么?我们中国人都说活得很累,其实最累的是国家。精疲力竭的国家,终于不得不换一种存在方式了。所以不管是谁,不管情愿不情愿,都必须换一种活法了。”
我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想的?”
他说:“从我父亲病退那一年。干了一辈子,领着退休金病退了。其中70%的退休金还是出于对他的特殊照顾。可靠那每月40来块钱,我们一家5口怎么生活?我父亲那天一到家里就哭。我躲出家门,躲到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也哭了。我对自己发誓——将来我如果不能走一条和父亲不同的路,我根本就不活到退休那一年。”
他的林肯车将我送回家,我彻夜难眠。
闭上眼睛,我仍能忆起当年他家的情形:5口人窘居两间小屋,里外间合起来不足20平方米。外间是厨房,搭了窄铺睡人,似乎便是他睡。他是长子,上有一姐,下有一弟一妹。幸而他的母亲是个很善于持家的女人,缓解了穷困对这样一个家庭的压迫。我清楚地记得当年他家厨房在哪个位置摆放碗橱,碗橱上放着怎样的一个糖罐。在他家学习的我,隔会儿便借口出去一次,为的是从那糖罐里抠一勺砂糖吃。学校组织春游,他带的饼被我一路吃掉了一半……
他是班里最早的团员之一,还是我的入团发展人。从初一到初三,他始终是班干部,也是班里最具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同学之一。对弱小男女生,惯以“保护人”自居。当年我们之间很要好。
他最大的“毛病”,便是他极其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和自我证明意识,以及他那一种凡事都积极到根本不顾别人对他会有何看法、有何想法的参与意识。他是我从中学时代到兵团、到大学、到社会所认识接触过的一切人中,自我表现和自我证明意识最突出的一个。尤其在我的同代人中,迄今为止,我没遇到过在以上方面像他那么愿望强烈的人。某些时代,某些活动,无论班级的抑或年级的、全校的,一开始可能并未将他列入“中心人物”的名单,不知怎么一来,他竟成了“中心人物”之一。他似乎总在以他的行为昭示别人——这件事怎么能少了我呢?那件事我不参与怎么行呢?仿佛别人行的,他都行,别人不行的,他也行。这难免会使他遭到非议、抨击。可他一向不在乎,一往无前。至于别人们怎么想、怎么说、怎么看,他仿佛认为那是别人们的自由,随别人们的便好了。冬季里,刚上了几次滑冰课,他便开始学健将级运动员驰骋冰场的姿态,戴一顶滑冰帽,不顾惜耳朵和脸腮冻得彤红,倒背双手,神气活现,屡屡摔倒却无窘色,亦无法色。他爱打篮球,没进入校队,但极渴望代表学校参加正规比赛的机会。机会一经获得,横冲直撞地来“三步上篮”。犯规就犯规,被罚下场就罚下场,反正他体验了参加正规比赛那一种刺激。在我的同代人中,这一个吴振海,当年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标本”。我想当年的时代瞪着他,好比一只母鸡瞪着一只雏火鸡或者雏鸵鸟吧?
而我们传统的社会的综合教育,几乎可说是以限制人的自我表现、自我证明意识为己任的。溯望远久的中国历史链,可发现这一点在古典文化中尤其道貌岸然。《老子》中就一再地说些“自见者不明”之类的话,意谓谁自我表现了,就不可敬也不聪明了。《礼记•中庸》中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谓在最细小的事情方面,在独处无人的时候,也要行为规范不越矩。做到怎样才算典范呢?“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脊。”意谓天是何等的高,可是一个楷模人物站着不敢不弯腰曲背;地是何等的厚,可是一个希望获得别人尊敬的人不敢不小步缓行。而老子则干脆沾沾自喜地说“吾有三宝”:“三日不敢为天下先”。
于是“文化大革命”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唯一普遍获准的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现自己、证明自己的一次机会。其表现方式是演习“革命”,其证明内容是“无限忠于”,其理论基础是“造反有理”。这是整整一代人心理能量的一次性的大释放大宣泄,它耗掉了作为每一个单独的人来说,至少需用三分之一生命进行储备的那一种自我表现的激情,同时严重挫伤了整整一代人将这一种激情化为自我实现的冲动,此后他们只能听凭时代的摆布。其中某些人自我表现的种种努力,实质上体现为一种低级的本能,一种自我异化,一种自我安抚的虚幻的追求。所以,被这一代人的群体客观上遗弃在城市里的吴振海,二十多年中却不被城市的简单而粗暴的“价值秩序”所降服,甩头晃角地始终予以反抗,其自我表现、自我证明和实现自我的强烈欲望始终野心勃勃地保持着中学时代的原生态,使我不能不觉得简直是奇迹,使我无法不对此赞叹和赞赏。对于我的同代人,他具有极其特殊的鉴定价值和研究意义。起码证明了这样一点——在我的同代人中,原本是应该产生许许多多吴振海的。可是于今放眼看去,浮出于社会水面的,十之七八乃大小官员。而社会终于不得不承认,前一个时代在这方面的“生育”是不够节制的。它不但使自己尴尬,而且使一代人尴尬。难道不是么?政府部门要转变职能,机关单位要缩编,于是同代人中多少人迷惘,茫然,惶惶不知所措。有些人忙不迭地扑通扑通“下海”,但是已比吴振海们晚了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于人生而言,有时晚了10年其实意味着晚了一辈子。
西方的有识之士总是警告时代:让我们想方设法再减少一位官员吧!让我们的社会再多几位成功的商人吧!让我们鼓励更多的人成为纳税者吧!
难怪西方人总是骄傲地说——我是一个诚实的纳税者!
这样的话听来很像是在强调——我是国家的主人之一!
我的同代人中,本来应该有很多人到了40多岁的时候,成为一个纳税者的,可是实际上大概每出一百名官员,或者一千名、几千名官员,才能出不到一个纳税者。
在某大学,一位西方的很有权威的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曾问我:“你对你们这一代人究竟持何评价?”
我毫不迟疑地回答:“他们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中坚。”
对方又问:“何以见得?”
“他们的存在,保持了时代的稳定。”
“那么也就是中国目前的样子?”
我不禁一怔,继而告诉他,同代人中多少多少当上了处长、局长等级别的干部。
他反问:“中国真的需要那么多大小官员么?”
我反驳道:“我们中的大多数在做国家的主人!是共和国新一代的工人阶级!”
他笑了。
他归国后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一个国家,尤其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若想在经济上迅速发展起来,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工应是这样的——每1000人中,最多有10个官员就够了,其中包括既是某一方面专家又是官员的人;应有200名左右国家重点企业的工人;应有300名左右非国家性质的中小企业的工人;应有400名左右依靠个体职业能够丰衣足食的人;其他属于医生、律师、教育工作者,等等。”
他说,这是他这位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的外国人给中国“献”的“策”云云。
我在地铁站见一个人随地吐痰被罚款,且被教育:“怎么一点儿主人公意识也没有?这地铁也是属于你的!”
那人佯装惊讶:“是么?我从不知道我还有笔钱投在这儿。请问在什么地方可以把我那一股抽走?我们单位分房子还要预付6000元呢,我正好等钱用。”
我不禁回头看他,觉得好笑又笑不起来。原来事实上我们对这个国家从来不曾拥有过真正属于自己的股份。每一个人同它的关系,似乎更是一种抽象的诗意的精神关系,而非一种具体的物质的制约关系。显然,当农民感到,他流在某一片土地上的汗水于他是值得的时候;当工人感到,从车间运往市场的产品,每一批、每一类都隐印着自己的姓名的时候;当商店职员感到,所站守的那一柜台前生意兴隆或买卖冷清,不仅是尽职与否的问题而且是利益大小的问题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农民才能从一片土地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工人才能从一个工厂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商店职员才能从一家商店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才能从衣食相关的现实中感受到是国家的主人。
1992年我回过哈尔滨数次。
许多同代人总是问我:“中国今后还会怎样?……”这句话的注脚是——今后我们哪些福利仍有保障?今后我们还将失去什么福利?
回望我们这一代走过的路,心中不免怆然。
吴振海及其公司的人们也总是问我:“中国今后还会怎样?……”这句话的注脚是——今后我们还将拥有什么样的时机?
回想当年他在哈双公路上“倒煤”而且“倒霉”的情形,心中不禁肃然。
不少哈尔滨人的嫉妒属于一种恐惧,和那种想维护我们对某物的占有的欲望相一致。嫉妒使我们去考察疑惑中最微不足道的方面,并把它们作为焦虑的最不得了的根据。
不少同代人问:这公平么?
我曾替吴振海回答:这很公平。安于现状的人不必忧患冒险者将承担的风险降临在自己头上,但是也永远没有资格获得冒险者才能理直气壮地获得的一切。如果非说不公平,那和昨天时代太褒奖我们、太歧弃吴振海们是一样的。时代仅能在一点上体现它的公平,那就是给人以普遍的机会。
有了一个哈克森,便有200多哈尔滨人解决了就业问题,包括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的福利待遇比国家单位的还要高。有人说——进哈克森那要凭关系!言外之意,仿佛是它的一条罪状。但是如果哈尔滨有一百家、一千家这样的公司,在福利待遇方面与哈克森竞争并且胜利了,进哈克森还要凭关系么?
有了一个哈克森,只要它运作着,又将有何止千百人有了干活挣钱的机会?长久的没有这种机会社会将会怎样?
有了一个哈克森,至今已有近千户哈尔滨居民住上了楼房,如果一概等待政府解决,又将等待多久呢?
有了一个哈克森,去年春节前夕,十几名台商,包括一位台湾立法委员,才应邀来哈考察投资项目。
有了一个哈克森,一幢四星级饭店正在筹划兴建之中。北方的第二大城市连一幢四星级饭店都没有的话,是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大批吸引外商的新形势的。
今天的中国人恢复了寻找时机的本能,但时机注定不属于以下两种人:
一种人企望着某一天早晨醒来,时代像宠爱自己的阿姨一样,将自己轻轻抱起来,让自己骑在时代的颈上招摇过市;
一种人企望着某一天早晨醒来,以听来正当的什么名义,将原先和自己一样,而如今和自己不大一样的成功了的人打翻在地。
我的同代人呵,我的兄弟姐,愿你、我、他、她之中,第一种人少一些、再少一些,第二种人少一些、更少一些!
南方和北方都有一种草叫“节股草”。生命力极强,一节一节地生,一节一节地死,哪怕还有一节不死,它便活着,并且会一节一节地再生。我的同代人呵,我的兄弟姐妹,我们就是那“节股草”也似的一代啊!如果说我们已失去了很多,那么我们所获得的,则是一种顽强的复苏能力和再生能力。一切附着于我们的浪漫色彩、传奇色彩、自甘的苦难和无奈的磨难,早已是往事。在我们40岁的这一年龄,我们除了依赖于自己的复苏能力和再生能力,还能依赖什么呢?让我们彼此呼唤起、鼓励起、策动起我们的这一种能力吧!
看哦,时代的巨鲸已将它沉思的头潜入世纪的“海”面,它那庞大身躯已然渐渐竖起,纪元的旭日正从明天的时空冉冉升起,照耀着那蓝灰色的庞大身躯,照耀着它竖起、竖起……
阵痛只不过是倾斜,是失重,并非那猛烈的拍击造成的真正的阵痛迫临。 我们怵然,我们肃然。我的同代人哦,我的兄弟姐妹,让我们吸入足够的一口空气和一口勇气,准备做第二次人生拼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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