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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基因

作者: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和讯读书
  抑郁基因
  在我读大学时,我曾担任过心理学家保罗·安德里亚逊的研究助手。保罗的好朋友安夫沙罗姆·凯斯比教授经常来我们的实验室。那个时候,我对哈佛大学的教授以及他们的研究都心怀敬畏。我记得凯斯比教授肤色黝黑,留着一头长发,非常有魅力,说话带着一些以色列口音。我没想到多年后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我和他以及他的未婚妻(也是他的合作者)特丽·莫菲特一起完成了一项具有真正划时代意义的研究。凯斯比、特丽以及他们在伦敦国王学院的同事们对压力和抑郁之间的关联非常感兴趣,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在面对生活压力时,一些人会抑郁,而另一些人却不会。
  结果显示,抑郁和一种特殊的基因有关,这种基因叫作5-HTTLPR,该基因有长等位与短等位两种形式。但5-HTTLPR短等位基因是恶性的,它会消除大脑内一种能够阻挡抑郁症状的物质。凯斯比调查了847名新西兰人,超过一半的人在出生时携带有这种不良基因。在进行调查研究时,这些人已经26岁了。研究人员调查了在过去5年间这些人遇到的生活压力以及经历的消极事件,同时还评估了他们在最近一年内出现的抑郁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大约有26%的人在生活中至少遭遇过3次消极事件,其中17%的人曾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从总体上来看,这些参与者在过去5年间经历的压力或创伤越多,他们患有抑郁症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但至关重要的发现是,只有那些携带有5-HTTLPR恶性短等位基因的人才会因为生活压力和消极事件患上抑郁症。此外,一个人如果曾在童年时代遭遇压力,那么他成年后也很可能患上抑郁症。例如,那些在3~11岁有过受虐经历的孩子在他26岁时更有可能患上抑郁症,但前提是他携带有这种恶性的短等位基因。
  由此可见,基因对抑郁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正如基因对幸福水平的影响一样—这样的基因只有在它们被激活时才会起作用。这项研究被《科学》杂志编委会评为年度第二大重大发现(位于首位的是生命起源的发现)。这项研究表明,5-HTTLPR短等位基因只有在某个特定环境下(也就是压力)才会突变。但5-HTTLPR 的长等位基因是良性的,它可以保护我们免受因压力产生的抑郁困扰。也就是说,5-HTTLPR长等位基因可以让我们迅速恢复活力。其实,很多人都可能携带了一些容易导致出现某些特定症状的基因,例如PKU、心血管疾病、抑郁症,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症状一定会出现。如果那些携带有5-HTTLPR恶性短等位基因的人能够避免高压力的环境,或者当他们预感到有压力时,能够及时向心理医生或好友寻求帮助,那么这种基因上的抑郁倾向性就可能不会被激发,他们也就不会患上抑郁症。最新研究也表明,虽然携带有 “恶性”基因的人很不幸,但如果拥有家人的支持与理解,那么他们就不会患上抑郁症。抑郁基因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例如失业),或者某个特定的行为(例如寻求社会支持)才会被激活。这意味着不管你的基因遗传倾向是什么,这种遗传倾向是否会显现出来,则完全掌握在你自己手中。
  脑电图的发现
  在幸福研究的领域中,要想更好地理解幸福定位点,可以来看看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理查德·戴维森教授所做的脑电图实验。和许多行为遗传学家一样,戴维森认为每一个人的幸福定位点都是天生的,并把定位点定义为大脑前额叶皮质(前端)的活动基线。他发现,幸福的人其大脑一侧的活动明显比另一侧多,而不幸福的人则表现出了相反的模式。
  戴维森教授采用了脑电图扫描(EEG)的方式来测量大脑的活动。他发现,那些经常面带微笑、对生活充满激情和希望、积极乐观、自认为很幸福的人,其大脑活动表现出了一种奇妙的不对称性;他们的左额前皮层的活动多于右额前皮层的活动。虽然不能就此下结论说大脑左额前皮层就是“幸福中枢”,但这一区域显然与积极情绪密切相关。如果给一个新生婴儿一些美味的食物吸吮,他们的大脑左额前皮层的活动就会增加;同样,当成人观看搞笑的短片时,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同理,当人们表现出不愉快或者消极情绪时,其大脑右额前皮层的活动就会增多。
  我们很难证明幸福是天生的,但戴维森的研究为幸福定位点的存在提供了依据。如果这个幸福定位点是由基因决定的,那么就可以在神经生物学中找到依据。
  启示
  有些人拥有较高的幸福定位点,他们生性积极乐观,因此获得更多幸福的可能性也更大。拥有较高的幸福定位点可能会让一个人在大多数时候都充满了阳光,甚至认为自己无须努力就会特别幸福;但是也有很多人并没有这样的先天优势。因此,可以先假设我们的幸福定位点很低,然后问一下自己:这个定位点到底有多低?面对如此低的定位点,我们能做些什么?
  若要解决第一个问题,你必须对自己的幸福定位点进行一段时间的测量。第一次完成主观幸福感量化表测试时,应记录日期和得分,这个分数就是你的幸福定位点的初步估计值。之所以是初步估计,是因为这个得分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很大。例如,测试前发生的事、测试当天的压力水平甚至是天气状况都会对测试得分产生影响。因此,你需要再次进行测试,最理想的时间是在初次测试后的两周后进行,而且再次测试前不要开始本书介绍的幸福行动。如果你想直接开始,那么在开始的前一天一定要完成第二次测试。两次测试的平均分(你也可以做三次甚至更多次的测试,然后取平均分)就是幸福定位点的估计值。这种主观幸福感量化测试做得越多,每次间隔的时间越长,最终评估的结果也就越准确。
  如果你的幸福定位点非常低,超出了你的预期,又该怎么办?(虽然平均值一般都在5分左右,但是你对自己的期望值可能更高一些,也可能更低一些。)首先,我必须强调的是,如果你渴望获得更多持久的幸福,那么就不要试图改变自己的定位点。很显然,幸福定位点是一个恒量,无法改变,它是由你的基因决定的。但是,你并非注定要按照基因的指示行事,因为激活基因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及特殊的生活经历,而人生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自己掌控的。人生经历对幸福的影响主要在于我们的行为和方法,它们在幸福饼图中占据了40%的比例。通过这些行为和方法,可以改变我们的幸福水平,而不是幸福定位点—就像我们可以通过佩戴有色的隐形眼镜让眼睛看起来变了颜色,但实际上并没有真的改变眼球的颜色一样。
  选择幸福
  很多人对德国哲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所写的《宁静的祈祷》都非常熟悉,12步治疗计划中也广泛采用了这个祷文:“上帝啊,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切;请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一切;最后,请赐予我智慧,让我能够分辨两者的不同。”那么,你如何才能够知道哪些是可以改变的,哪些是不可以改变的呢?
  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很清楚幸福的源泉并不在于由遗传基因决定的幸福定位点,因为定位点无法更改,并且我们也无法通过改变环境得到持久的幸福。虽然搬家、涨工资、整容会给我们带来短暂的幸福感,但这样的幸福不会持久,这是因为人们对环境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另外,改变生活环境也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通常这种改变是不现实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难道每个人都有闲钱、有资源或者有时间去改变自己生活条件、工作、配偶甚至外表吗?
  如果幸福的秘籍不在于提高定位点,也与改善生活环境无关,那么在于什么呢?获得持久的幸福还有可能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特别幸福的时刻。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越来越幸福。在一项持续了22年的研究中,大约有2 000名身体健康的“二战”老兵和越战老兵参与了这项研究。结果显示,随着这些人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幸福感也相应增加,并且在65岁时达到了最高值;这种幸福感一直持续到75岁,他们的对生活的满意度才开始显著下滑(见下图)。
  这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但是我们如何做才能够加速或者维持幸福感呢?答案就在幸福饼图中。回想一下,幸福感有50%源于幸福定位点,有10%由生活环境的影响决定,而剩下的40%则是由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决定的,这就意味着提升幸福的秘密就在于这40%。如果我们认真观察那些幸福的人,就会发现他们不会坐等幸福从天而降,相反,他们靠自己创造出幸福。他们渴求新思想、追求新成就,而且都很善于控制自己的思想和情绪。所以,我们的主观性活动会对幸福水平产生巨大的影响,只要行动起来、坚持不懈,就能远远超越幸福定位点以及生存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因此,一个不幸福的人通过学习幸福的人的生活习惯和行为,就可以获得幸福。
  马库斯和罗兰对婚姻适应的不同反应
  现在我们来看一项德国科学家所做的研究,该研究追踪了1 761名受试者15年间的生活—从他们单身开始,一直到他们婚后的生活。这项影响深远的研究发现,和结婚前相比,受试者总体的幸福感在婚后并没有什么太大改变,因婚姻而增加的幸福感仅仅持续了两年就回到了原来的水平。但是,人们对婚姻的反应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在研究中有两名与众不同的参与者,他们是马库斯和罗兰。在研究期间,他们都和女朋友结婚了。马库斯和女朋友结婚后,其幸福指数明显高于平均水平;8年后,和单身时相比,婚姻生活仍让他感觉非常幸福(仅仅比最高点时稍有下降)。但罗兰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结婚的头两年,他就没觉得比自己单身时幸福,此后的5年内,他的幸福感更是越来越少了。
  这两个人的差别在哪里呢?首先,马库斯不希望婚姻的幸福感消失,他也没有把这些美好和幸福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他下定决心要努力做一个好丈夫,用心经营和妻子之间的关系。例如,他会经常对妻子说“我爱你”,给她买花,一起去旅行,培养共同的爱好,关心妻子并分享她的感受。相较而言,罗兰刚结婚就感到非常失望,他觉得婚姻生活和他预期的完全不一样。从那时起,他的婚姻也在一步步恶化。
  马库斯和罗兰的经历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适应生活中的积极变化,但是我们也完全有能力通过努力去抑制或延缓这种适应过程。案例中,马库斯积极地利用各种方法,抑制自己对婚姻的适应能力,维系了他和妻子之间的感情,他们的婚姻也因此能够保持长久的美满。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我一直认为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不管一开始有多么兴奋,这种激情最终都会慢慢消逝。记得我刚从新英格兰搬到加利福尼亚时,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对自己说:“多么美好的一天!”但渐渐地,我就对周围的景色习以为常,蔚蓝的天空再也无法像最初那样带给我幸福感。但近几年里,我从事的这项研究深深触动了我。无数个清晨,我都沿着一条可以俯瞰太平洋的小路慢跑,中途我会特意停下来一会儿,眺望大海和远方的高山,并深深嗅着空气中飘散的大海的味道。有一天,我在跑步时遇到了几位瑞典游客,他们请我给他们在大海前拍一张合影照片。他们的打扰并没有让我不悦,相反我感谢这些旅行者,他们无意中加深了我对这个地方的感情。
  朱迪斯选择的幸福
  朱迪斯出生在印第安纳州,成年后她搬到了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在那里住了30多年。我在她家附近的一家饭店里采访了她。她时年60岁,和丈夫离婚了,有一个女儿已经成年。朱迪斯的童年生活非常不幸:她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长大,还经常遭受母亲的虐待。成年后的朱迪斯不仅暴饮暴食、酗酒,还患有抑郁症,这种行为恰恰就是苏珊·诺伦·霍克西玛在《暴饮暴食,酗酒和思虑过重》中提到的“毒三角”。
  今天的朱迪斯则认为自己是一个“无比幸福”的人。她有一份满意的工作,工作之余经常去做志愿者,还收养了一个14岁的男孩。52岁时,她重返大学校园进行学习。她的精神有了寄托,也变得更加宽容。提到暴虐的母亲时,她释然地说母亲是一个“可怜人”。
  “我选择了幸福的生活,”朱迪斯说道,“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事实上,她完美地诠释了“40%的幸福是由我们自己掌控的”这一事实。“一开始,我照着镜子对自己说:‘哈喽,美女!’我不停地对自己说这句话,直到自己忍不住大笑起来。”这似乎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对自己的外表不满,又很自卑,那么这句话就非常神奇了。“我做了各种努力,”朱迪斯说,“就是为了不让自己胡思乱想—我叫它们‘坏思想’。然后我会告诉自己:你现在很不错。”
  朱迪斯的幸福定位点可能天生就偏低。在人生早期,她生活艰难,有很多惨痛的经历,即使在今天仍有许多困难和挑战需要克服,但是朱迪斯正在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目标。她成功地克服了生活环境和低幸福定位点带给她的不幸,她学会了乐观地看待周围的世界,并重建自尊—幸福的生活是自己选择的。
  媒体经常报道一些最新流行的方法,鼓吹它们能够让人们更健康,获得更多的幸福。但是,如果新式的瑜伽、冥想或者婚姻疗法真如报道的那样有效,那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效仿,并从中受益吗?这当然不可能。任何能够给生活带来重大改变的尝试都需要付出大量且持久的努力,而且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另外,所有提升幸福或改善健康的新方法都有一些相同之处:它们都会赋予你一个特定的目标,一个让你可以采取行动并充满期待的目标。正如我即将探讨的,拥有目标本身就会产生幸福和满足,这也就是为什么(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内)任何一个新方法都能起作用的原因。
  简而言之,幸福的源泉在于你每日的行为、你的想法以及你所制定的生活目标。没有行动就没有幸福。无论什么时候,当你勇敢地接纳你的幸福定位点及周围的环境时,如果你出现了消极情绪并感到无助时,一定要记住,真正持久的幸福一直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仍有40%的幸福是你可以掌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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