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阐述了一种与传统观点截然相反的观点，即商业（超越了政府和社会）将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引领我们走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公司是当今世界唯一全面拥有技术、资源、生产能力而又需要涉足全球的实体。经过深思熟虑我们发现，利润动机会加速（而不是抑制）向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转化，非营利组织、政府和多边机构作为合作者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书从实用角度出发，对经理人、企业家、技术专家，以及商学院的师生们都有直接的帮助。书中的内容对非营利组织、公共部门的职员乃至社会各界人士均适用，尤其适用于有兴趣或倾向于与私营部门合作的人士。

　　本书传递着一个乐观的信息。尽管环境恶化、反全球化浪潮和恐怖主义的消息铺天盖地，本书依然展望了商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对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且这种作用还在不断增强。书中预测对公司而言存在着大量的既能赚钱同时又能改善全球环境的机会，这些机会尤其存在于处于金字塔底层的40亿穷人中。本书是我三十多年来的心血结晶，我个人思想的演进在本书的结构和行文中得以体现，请允许我为你做如下说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纽约西部长大，我还记得我们全家到尼亚加拉瀑布景区度假时的情景。瀑布虽然很壮观，但屋里的家具上积满的来自附近工厂的烟灰同样让一个十岁的孩子记忆深刻。我们每天都得擦那些家具，以免我们的衣服被弄脏。伴随着烟尘的还有令人作呕的臭味。我记得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这个美丽壮观的景区非要被污染不可吗？在那个时候被认为充满智慧的回答是：这就是钱的味道。我们要想使经济快速增长，就不能不忍受一些小的不便，诸如烟尘、恶臭、着火的河流和垃圾山，这是进步需要付出的代价。我记得当时我对这种解释感到非常不满。

　　1974年，我刚刚大学毕业，充满朝气，即将进入耶鲁大学森林与环境研究学院（Yale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stry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攻读硕士学位。我确信公司是环境的“敌人”，解决环境问题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制定规章让公司“付费”，用经济学的术语表达就是“外部影响内部化”。在那个历史时期，这种理解可能是正确的：大公司对环境问题基本上不承担责任，似乎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迫使它们彻底消除自己造成的污染。环境保护机构和其他二十余家管理机构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建立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的十年里，无数的“命令与控制”规章得以通过，这些规章迫使公司降低它们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新的控制手段使管理者和激进主义分子得到了鼓励，他们通过罚款、惩处、抗议活动和颁布法令向公司施加压力。各种法令和法规颁布之后，法庭里很快就堆满了难以决断的工程诉讼，控告者认为这些工程对环境和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因而不能被接受。环境经济学家们撰写了各种有关外部影响和公共政策的书籍，要求公司通过内部化手段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1］在这个过程中，公司开始认识到解决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不可避免地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但无论怎样，关键问题是公司必须对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负责，并且承担这种责任的代价也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