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咨询组织和利益相关者试图通过对话参与到影响公司事务的活动中去，而不是在法庭上与公司斗争，这种做法在维持其行为合法性和操作正当性方面被证明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的确，在设计被称为“环境爱护责任”这种自律程序时，化工行业铭记污染防治原则，并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履行对社会的承诺。简而言之，质量革命使我们认识到废弃物污染与良好管理势不两立，废弃物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环境被污染和企业被起诉。

　　当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突出时，经营者们开始认识到公司经营的绩效和社会绩效是分不开的。由于公司首先要通过它们的经营盈利，然后再通过慈善事业用利润回馈社会，因此我们可以将盈利和回馈社会结合起来考虑。在公司经营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和通过慈善事业回馈社会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这种矛盾现在正不断转化成一系列新的创造性的解决办法，即公司与非政府组织、战略性慈善组织和其他形式的社会革新组织合作，这些办法将会解决企业用利润回馈社会，而创造利润时又破坏环境的矛盾。［11］

　　在特定的情况下，在生产过程中和产品设计阶段采取污染防治措施确确实实能降低费用、减少风险，甚至改进产品。更大量的研究证实，污染防治和产品生产的有机结合带来了大量的财务效益。［12］无疑，在提高公司绩效的同时，提高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要求我们采取一系列的支持和补充措施，如向雇员授权、质量管理、跨部门协作和向利益相关者作出承诺。这意味着对于某些具备必要技术、能力和愿景的公司而言，绿色革命不仅在推动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面取得了成功，而且还成功地将这些解决起来需要高昂代价的问题转化成了战略机遇。［13］

　　摆脱命令与控制模式

　　与公司的绿色革命相伴随的是管理领域和国家政策领域一种新的观点的出现。这种观点承认传统的管理方法和排放端口控制方法的局限性（和代价）。于是，一种新的自愿措施产生了，即由企业自己披露相关信息。［14］最早被采取的措施是美国的《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oxic Release Inventory，TRI）。最初TRI并不怎么受到关注，这份似乎无关痛痒的清单仅仅要求厂家报告它们对300多种（在当时都是完全合法的）有毒化学物的使用、储存、运输和处理情况。让人们吃惊的是，这些由美国环境保护机构保有的数据成了激进主义分子、媒体和第三方分析者监控公司环境绩效的新的信息源，排在前十名的污染者成了众矢之的。

　　TRI还首次为公司和富有经验的管理者提供了一个衡量公司业绩的标准，该标准还可以用来衡量竞争对手的业绩。从结果来看，经过十年时间，美国的有毒物质排放量下降了60%，而20世纪90年代同时也是美国经济十分繁荣的十年。的确，不少美国公司在减少和消除有毒物质排放的过程中节省了数千万美元。［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