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革命主力，离不开这些与皇帝的龙椅距离十万八千里的农民，大致上是正确的了。由此，我们也就彻底明白，今天坐在龙椅上的那个皇帝，不过只是一个穿着龙袍的昨日农民，而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农民，未必不可能是没有穿龙袍的明日皇帝。有一则笑谈，正好说明他们之间本质上并不存在什么区隔。穷乡僻壤的一位农妇，下雨天，闲饥难忍，对下不了地的老公说，你猜皇后娘娘这会在干什么？抽闷头烟的丈夫反问，你说那老公母俩能干什么？这位农妇想当然地说，那还用问吗？到这晌午了，八成该和面捏饺子吃呗！这位乡野村妇，以她“好吃不过饺子，坐着不如躺着”的极致美好生活观，来揣度紫禁城那个对她来说的陌生世界。这充分反映了紫禁城里的皇帝，和十万八千里外的农民，犹如硬币的正面和反面，相背并存却决不相悖，两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其实是很近很近的。

　　水泊梁山的那条好汉、黑旋风李逵就在忠义堂上吼过：“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在他心目中，落草为寇的“寇”，和大宋皇帝的“帝”，是画着等号的。他粗鲁，他浅薄，但他未必不知道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赵光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乘人之危，劫取了柴世宗孤儿寡母的天下，你说他俩是“帝”呢，还是“寇”？既然如此，你做皇帝，我做皇帝，先做皇帝，后做皇帝，对谁来讲，都是无所谓的。公元前209年，中国农民起义的老祖宗，就率先觉察到这种帝王和农民本质上的无差别感。在大泽乡起义的陈涉不就说了吗：“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而刘邦的这个感悟，好像更早，那时他经常到首都去，很可能是咸阳三日游之类，到那一逛，他明白了。《史记》载：“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始皇，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而项籍的觉醒，似乎还要早些：“秦始皇帝游会稽，游浙江，其季父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通过这三个人三句话的点睛之笔，活脱脱描画出了中国农民心灵深处，这种至高与至低的易位、至上与至下的反错并非绝不可能的潜意识。别小看这种觉醒，它便是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起，一直到黄巾黄巢，一直到朱元璋张士诚，一直到李自成张献忠，一直到太平天国义和团，三千多年来中国农民革命的厮杀来、厮杀去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