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常容易把平壤的“万寿台”和“万景台”混淆。其实，“万寿台”是在1972年为庆贺金日成60大寿而建的，那里矗立着金日成高大的铜像；“万景台”则是原本就有的地名，是金日成故居所在地。

    金日成，在朝鲜被称为“国父”。

    万景台离平壤市区不远，大约12千米。

    万景台真是“万景交辉”的好地方，因而得名。那里有山有水，水是大同江，款款流过，而群峰中的主峰名为万景峰，峰顶建有万景楼，登上金碧辉煌的万景楼，可以眺望平壤全城景色。一座古代石砌烽火台雄踞在万景峰上，台下悬崖绝壁。

    万景台下的七谷洞是金日成的诞生地——当时为平安南道大同郡古平面南里。金日成的故居就坐落在这山清水秀的好地方。我在那里，见到绿色成茵，苍松与翠柳并立。

    金日成故居，是一座普通的茅草房。茅草房四周，围着低矮的篱笆。小小的庭院与几间简陋的茅草屋，便是金日成诞生并度过童年时代的地方。

    100多年前，金日成从曾祖父起四代居住在这个茅草房里。茅草屋内，陈列着厨房器皿、陈旧褪色的衣柜、火盆、A字形的行李架。给我印象很深的是院子里一个畸形的坛。据说，金日成的祖母去市场上买泡菜缸，这样的畸形缸是次品，由于价格便宜，生活拮据的金家就买了畸形的缸。

    金日成故居的女解说员穿了一身朝鲜民族服装。她原本是做日语解说的，后来用了1年时间自学了汉语，居然说得不错。她告诉我，金日成家族从曾祖父起就是万景台的看墓人。

    原来，正因为万景台的景色极佳，靠山面水，用风水先生的话来说这里风水很好，于是平壤的富人死后就安葬在这里。金日成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相继在这间茅屋里替富人们看墓，生活相当困苦。

    后来，金日成成了“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社会主义朝鲜的始祖”之后，茅草屋成了人们瞻仰的所在。朝鲜人宣称：“万景台是朝鲜革命的播种机，是今天朝鲜人民汲取力量的一个源泉，也是朝鲜人民心中的故乡。”于是，就把“圣地”附近那些富人的墓统统迁走，铺上草坪。这么一来，茅草屋坐拥绿茵，看上去仿佛坐落在一个豪华的高尔夫球场上！倘若不是解说员说出金日成一家原本是看墓人，那些连解说也顾不上听的游客还以为金日成家真会挑地方，拣了这么个“风水宝地”安家。

    其实，在我看来，何必要“扫除”金日成故居附近的那些富贾达官的墓呢？没有这些墓，何来看墓人？保存了那些富贾达官的墓，才能彰显历史的真实面目，人们也才能真正明白，金日成当年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在茅草屋里，我见到金日成父亲金亨稷和母亲康盘石的照片，金日成是他们的长子，1912年4月15日诞生在这里。金日成原名金成柱，这是因为父亲金亨稷希望儿子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起名为“成柱”。他有两个弟弟，叫金哲柱和金英柱。

    金日成走上革命之路，深受父亲金亨稷的影响。由于日本侵占朝鲜，金亨稷从小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充满仇恨。金亨稷为了寻求救国真理，于1916年夏渡过鸭绿江，只身来到中国。他先在延吉打工为生，后来到了上海，有幸见到了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18年秋，金亨稷在朝鲜烽火里秘密组建了朝鲜的第一个抗日组织——朝鲜国民会。不久，金亨稷的抗日活动被朝奸和日本人察觉，被捕入狱。

    1920年深秋，金亨稷终于出狱了。他只身逃往一江之隔的中国。1924年冬，金亨稷托一位中国朋友捎了一个口信说：“我现在中国的边境城市临江落脚，以行医为生。”金亨稷要求妻子带着金成柱、金哲柱和金英柱三兄弟离开朝鲜，前往中国临江定居。13岁的金日成首次出远门到了中国当时的奉天省（今辽宁省）临江县。

    从此，金日成在中国生活。他父亲给他请了一位中国老师教汉语，然后又把他送到临江小学一年级读书，后又入抚松（今辽宁省）第一小学继续学中文。这使得年轻的金日成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后来金日成曾回忆道：

    “如果父亲没有很早就让我学会中国话，那么，我在中国度过四分之一世纪的过程中，每一步都会碰到语言障碍……如果我说不好中国话，就很难和中国人建立亲密关系，也不可能顺利地同他们结成抗日联合战线，在敌人的镇压极其残酷的东北土地上根本就站不住脚……总之，我学会了中文，可以说给朝鲜革命带来了很多好处。”

    1926年初，金日成离开抚松到毓文中学（在今吉林市）读书，遇到了一位支持革命的好校长——李光汉。此人与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是同学，在思想品格、学识修养方面受周恩来的影响甚大。直到晚年，金日成还惦记、感激李光汉校长对自己的帮助：“我在进行青年学生运动和地下?动时期，多次得到这位老师的帮助。他明知我因为革命工作常常缺课，却装作不知道，并且从各方面保护我，不许被军阀当局收买的反动教员随便触碰我。军阀和领事馆警察要来抓我，他先通知我快逃。因为校长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以有许多思想家能够在他属下站住脚进行活动。”

    “李光汉属于中国民主主义左派，是周恩来总理的中学同学，是从小就受到周恩来影响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我知道周总理和李光汉校长的关系是在几十年后的事情。有一次，我同前来我国访问的周总理谈话，回忆青年时代，谈到给了我很多帮助的中国人时，提到了李光汉校长的名字。周总理听了非常高兴，说李光汉是他在天津南开大学附中念书时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