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的经济学教授克劳蒂雅．高汀（Claudia Goldin）做过一项研究，发现一九八○年入学的哈佛女学生，有44%保留自己的姓氏，而一九九○年入学的哈佛女学生却只有32%。一九九○年，23%大学毕业的妇女在婚后保留自己的姓氏，十年后这个数字却降到17%。

　　《时代》杂志曾报导二○○五年春季，结婚网站Knot进行了一份非正式的民调，也左证了高汀的调查：81%的受访者冠上了配偶的姓氏，比二○○○年的71%还高。用连字号将双方的姓氏并陈的人也从21%降到了8%。

　　“这是回归浪漫爱情，渴望维系婚姻。”高汀告诉记者，并补充说明年轻女性认为若保有自己的本姓，等于是和惹人厌的老派女性主义者站在同一阵营，而这可能会吓跑丈夫。

　　这位教授一九七九年结婚后保留了自己的本姓，但是她担任律师的侄女结婚时却冠了夫姓，因此导致她展开这项研究。”她觉得她这一代的女人，做法不必和我这一代一样，因为我们已经改变了状况。”高汀告诉《时代》杂志。

　　很多女人如今将家庭生活当成“舒适的集中营”，就像贝蒂．芙里妲（Betty Friedan）在《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这本书里写的，女人在家庭里丧失了身份认同，变成了”一群听话又默默无闻的生物机器人”。

　　现在，女人想当听话又默默无闻的生物机器人太太。她们梦想着被拯救，和男人调情、逛街购物、待在家里和被呵护。她们购物时也遵循“完美娇妻式”的风格，就像《纽约时报》曾经形容过的，购买成套的鞋子和淑女包包，以及五○年代的薄纱、蕾丝和波浪派对洋装，就和刊载在《入时》（Instyle）杂志上的一样。

　　二○○四年出版的《母性欲望：谈儿女、爱与内心生活》（Maternal Desire: On Children, Love, and the Inner Life）一书中，本身有三个孩子的临床心理学家戴芬妮．德马妮菲（Daphne de Marneffe）却反驳，待在家中相夫教子是塑造身份认同的过程，而非予以抛弃。

　　这股反芙里妲的风潮创造出一群家中不需要第二份薪水的上层中产阶级妈咪，以及二十一世纪一种让人讨厌的新文类，也就是伊莉萨白．柯伯特（Elizabeth Kolbert）在《纽约客》里所说的“不够困扰的困扰”，探讨一些惊天动地的芝麻绿豆小事，例如“如果丢下孩子上美容院去除毛，我该感到内疚吗？”，还有“老公回家的时候，我该不该穿着束袜吊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