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进入1981年，尽管仍有少数地方领导坚持认定农民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要严加防范，严厉压制，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包产到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主流。

    令吴象印象最深刻的是，合作化以来，尤其是学大寨以来，搞了无数次运动，整了无数农民和农村干部，但是中央却没有因为哪一个干部抵制包产到户而对他加以惩罚，一个都没有。对待那些反对者，中央总是说服教育，耐心等待。

    这一年的初春，吴象以新华社特约记者的名义，与三位新华社记者一起，奉万里之命到豫、鲁、皖的11个县调研，感受到了可以触摸的历史性转折。他们看到，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活力越大，变化越快。什么瞎指挥，什么大呼隆，什么“大锅饭”，一个包产到户就统统冲光。

    农民手里粮食多了，多年来经常下乡的干部也从没有见过农民家家户户屋里放着那么多粮。许多村庄一年巨变，两年翻身。农民还来不及盖新房子，完成国家征购、超购任务以后，留下大量粮食没处存放，都堆在住人的草屋里。

    胡耀邦看到他们发回的五篇内部参考文章，十分振奋，当即让新华社将其中三篇作为通稿发给全国各报刊登，扩大宣传。

    当年12月间，万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各地传来的消息，几乎都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小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发出呼吁：“应当给包产到户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会议纪要经反复研究修改，书记处几次讨论审查，最后通过时已经来不及在年内发出，只能作为1982年的“一号文件”下发了。

    把农村工作文件作为“一号文件”下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