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982年“一号文件”最关键的一句话是：“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由此，包产到户被正式确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在万里的坚持下，国家农委改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同时成立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任是杜润生。

    是年，杜润生69岁。吴象也年届花甲，他担任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一个老头，领导八个小老头。”当吴象向记者提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他的夫人笑着插话说。

    这些“老头”虽然不管人、财、物——农研室和农研中心的定位应该是个研究机构和参谋班子——但是他们受中央委托起草政策性文件，协调各方面关系，在农村改革中实际上发挥着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对于“一号文件”，胡耀邦特别高兴，说最好每年来个“一号文件”。书记处大多赞成，很快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共识，即每年年末召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年初发一个“一号文件”，以显示其连续性和权威性。

    农研室和农研中心每年都组织下去调查研究，大概到七八月才开始出材料。吴象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辗转在全国各地的农村。

    1982年，在连续三年丰收之后，农业又一次大丰收。农研室和农研中心循例派人分赴各省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反复讨论，起草了一份文件，共有14个问题，涉及农村改革各个方面，并提出一个惊人的论点，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公有与家庭经营相结合，是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胡耀邦、万里曾经担心这些提法在书记处讨论不容易通过，不料开会时，几位曾经不赞成包产到户的老同志，却说原来自己担心这担心那，看来还是思想解放不够，不了解农村的新变化。也有个别人不吭气，可能心里不以为然，但是效果如此明显，大家都赞成，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还有位资深的老同志兴奋地指出，家庭联产承包实际上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大问题。”吴象说。

    1983年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随着农业的连年增产，人心归向日益明显。据统计，到1983年，全国农村已有98%的生产队实行了“双包”生产责任制，12 702个人民公社解体。

    1984年第三个“一号文件”指出，“今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

    1985年第四个“一号文件”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

    1986年第五个“一号文件”指出，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五个“一号文件”，每年前进一步。